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安江洋绘制《持正不阿斗南一人狄仁杰》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甲申岁怀狄仁杰七律

自幼雄奇志不凡，平生所慕是先贤。

济民冤屈多神断，唾手扶危解倒悬。

守正如山居国老，襟怀似海处超然。

斗南绝世一人杰，道德高崇峻极天。

黄德劲先生诗评：

狄仁杰，真“人杰”也！自幼少以至壮老，狄仁杰的一生都可圈可点，极其不凡。彬宇先生怀狄仁杰七律，有几个核心词：“雄奇”，“神断”，“守正”，“襟怀”，可谓传神。而最终归于“斗南绝世一人杰，道德高崇峻极天”，的为至论。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绪，贞观中尚书左丞。父知逊，夔州长史。（《旧唐书》）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号祁溪，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朝宰相、政治家。生于普通官僚地主家庭，幼年即专心致学。后明经及第，历任汴州判佐、度支郎中、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于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升任宰相，四个月后，被酷吏来俊臣诬反下狱，贬为彭泽县令。神功元年（697年）再度拜相。为匡复唐室，冒死进谏，促使武后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圣历二年（699年），升为内史。于圣历三年（700年）九月病逝。

自幼雄奇

“自幼雄奇志不凡，平生所慕是先贤。”狄仁杰自幼便有与众不同的表现，而所仰慕追随者，皆是古圣先贤，可谓立志不凡。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狄仁杰诞生于一个普通官员家庭。祖父狄绪在唐朝初年曾先后充任过行军总管、大将军、尚书左丞、使持节汴州诸军事、金紫光禄大夫，封爵临颍男。从狄绪所任官职看，其在唐初地位已经相当显赫，位高权重，才兼文武。

狄仁杰的父亲狄知逊是狄绪的第五子，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据载，他明经及第后，被授以东宫内直郎，从六品下，掌管太子东宫的符玺、伞扇、几案、服饰等事。据说狄知逊“龙章风姿”、“神情秀发”，一表人才。但仕途不甚得意，几乎没有充任过重要职务，死后所获的赠官还是沾了狄仁杰的光。

狄仁杰的童年时代正值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是在随父宦游中度过的。雄伟壮丽的帝都长安，一望无垠的中原大地，繁花似锦的江南水乡，山清水秀的汉中盆地，奇险秀美的三峡两岸，几乎小半个中国都留下了狄仁杰童年时的足迹。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隋长期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尚未得到完全恢复，不少地区村落萧条，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处于亟待恢复的阶段。贞观六年(632年)，魏征曾感叹从洛阳向东直到海边,“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狄仁杰的父亲虽然身在仕途，但由于是地方官，且品秩不高俸禄有限，所以狄仁杰的童年生活一定不是十分富足。

漂泊不定的生活，并不富足的童年，应该说有巨大的帮助，深刻影响了狄仁杰，磨练了他的意志，增长了其对世事人情的认知，使他明眸善断，并不致染上一般官僚子弟的不良习气。

狄知逊共有5个儿子，狄仁杰是长子，所以家庭中对他很少溺爱,更多的是严教。父亲希望他能够光耀家族，成为有用之才。所以狄仁杰在童年时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有时读书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足以证明狄仁杰的读书用功，“自幼雄奇”：

仁杰儿童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 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 （《旧唐书》）

狄仁杰小的时候，他家的门人被人害死了。县吏来查案，全家上下人等赶紧出来迎接，唯独狄仁杰一动不动，依然正襟危坐读书。县吏责问他为什么不赶紧出来，狄仁杰反而颇为愠怒地说：

圣贤书中，圣贤皆在，我尚且不能一位位迎接应对，哪有时间去见你们这些俗得掉渣的官吏？你们凭什么凶我？

由此可见狄仁杰高超脱俗的见识！意思很明白：你干你的俗事，我做我的圣贤。我的圣贤事还忙不过来呢，哪里有时间和你们纠缠！

不是胸中有识见，心里有抱负，何能有此惊世语？另据载，有一天狄仁杰和他的小兄弟们外出游玩，在途中与高僧海涛法师相遇。法师学识渊博，尤善相术。他一见狄仁杰便大吃一惊：

“此郎位极人臣，苍生是赖，但恨衰朽之质，所不见尔。”

不能不佩服法师的眼力。他早就看出狄仁杰位极人臣，是天下苍生的依赖。只是自己年事已老，见不到了。

狄仁杰读书并不限于儒家经典，还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其中包括医学书籍，因此对医术颇为精通，尤其针灸。

唐中期传奇小说集《集异记》，一名《古异记》，薛用弱撰，其中有载：

狄梁公性闲医药，尤妙针术。显庆中，应制入关，路由华州阛阓之北，稠人广众，聚观如堵。狄梁公引辔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疗此儿，酬绢千匹。”即就观之。

有富室儿，年约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才如食箸。或触之，酸痛刺骨，于是两眼为赘所缒，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顷刻将绝。恻然久之，乃曰：“吾能为也”。其父母洎亲属，叩颡祈请，即辇千绢置于坐侧。公因令扶起，即于脑后下针寸许，乃询病者曰：“针气已达病处乎”？病人颔之。公遽抽针，而瘤赘应手而落，双目登亦如初，曾无病痛。

其父母亲眷且泣且拜，则以缣物奉焉。公笑曰：“吾哀尔子命之危逼，吾盖急病行志耳，非鬻技者也”。不顾而去焉。

狄仁杰爱好医术，特别擅长针灸。显庆年间应皇帝征召入关，路上经过华州街市时，遇到有人悬赏救儿子。原来是个富家孩子，年纪约十四五岁，鼻子下面生了个肿瘤，像拳头那么大，根部连着鼻子，像筷子那么细，摸摸就感到刺骨的疼痛。因此两只眼睛也被往下拉，两眼翻白。孩子病情危重，处于濒死边缘。

狄仁杰用针灸之术治好了孩子。当孩子的父母和亲戚要把一千匹绢作为谢礼送给狄仁杰时，狄仁杰婉拒了：

“我是可怜孩子危在旦夕，是救人之急，而不是来拿医术赚钱的。”于是“不顾而去”，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由此可知狄仁杰自小就积累了丰富的各方面知识，志向和品行又远超凡俗，注定一生会有不凡的成就。而其“深情”处，则更加令人动容而尊敬：

“荐授并州法曹参军，亲在河阳。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新唐书》）

有一次狄仁杰调任，途中登太行山，南望河阳(今河南孟州东南)，见有一片白云在孤独地飘，便给身边的人说，自己的父母就在云之下。遥望伫立良久，等待云飞走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由此留下了“白云亲舍”的成语典故。

可以说，唯有至纯至孝之人，方能如此；只有至真至正之人，才能雄立天地。狄梁公一生所慕为圣贤，而一生所为，岂非圣贤乎？

神断扶危

“济民冤屈多神断，唾手扶危解倒悬。”彬宇先生此一联，道出了狄人杰两大超群绝伦的本领：断案入神；解民倒悬。狄公甚至被后世誉为“东方福尔摩斯”，元芳，你怎么看？

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

上元二年（675年），狄仁杰被调入长安(今陕西西安)任大理寺丞。

大理寺是国家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地位并不算高，仅为从六品上，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按照唐朝制度，大理寺置丞6人，分别掌管本寺日常事务，并负责审判断罪之事。狄仁杰在这一职位上做出了骄人的成就，令时人及后世称道不已。

狄仁杰上任之时，大理寺积压旧案颇多。他不辞辛劳,夜以继日,一年之内，就将历年积压的旧案审理清楚，同时也没有影响新案的及时审理，共计审理17000余人，无一人诉冤,“时称平恕”。

这年负责京官考课的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没有详细了解大理寺的情况，认为狄仁杰是新任官员，就将大理寺所上报的中上等给否定了。大理卿张文瓘认为此事不公，向刘仁轨提出异议，刘仁轨问狄仁杰审理了多少案件？张文瓘回答说一年审理了17000人，刘仁轨大惊，为自己失察而内疚，便把狄仁杰的考课等级提为上下。

至此，狄仁杰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官吏，他的刚直果敢、德才兼备的直臣形象在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旦风云散去，便又重新获得重用和信任。而狄人杰审理案情的明察秋毫，也被后人不断演绎，出现了各种文学作品，尤以《狄公案》为著。

也许并不广为人知的是，《狄公案》并不出于中国人之手，而是出自荷兰著名外交官高罗佩。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古里克(Robent Hans van Gulik)，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和作家。抗战时期来到重庆，担任荷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作为汉学家，高罗佩有多部著作存世，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其创作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又译作《大唐狄公案》，在西方各国风靡一时，被译成29 种文字，在38个国家出版。此书的英文本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而汉译本则晚得多，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赵毅衡先生在社科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部由荷兰外交官写作的狄仁杰故事，并经由陈来元、胡明等人之手译为仿古风格的白话小说《大唐狄公案》，于20世纪80年代一问世就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这部书的创作起因是高罗佩在重庆生活期间，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即《狄公案》，他对此书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的能力大为折服。高罗佩对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小说的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发现中国公案小说在西方侦探小说问世前，就早已在东方盛行了好几百年，而以探案为题材的短篇故事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中国广为流传，其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早就出现于若干个世纪古代中国的舞台上，被当时的说书人描述得栩栩如生。

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即《大唐狄公案》，包括16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译成中文约130 万字。高罗佩在吸收《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的基础上，重新对其形象进行了塑造。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中的主人公早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所写的包拯、海瑞、施仕伦等人物形象如出一辙，缺乏鲜明的个性,陷入脸谱化、程式化的窠臼。通常都写这些人物如何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敢于同黑恶势力斗争，不惧权贵,不计个人得失等等。而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性格十分鲜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行踪诡秘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甚至不是两者的结合。狄仁杰的性格非常讨人喜欢：幽默开朗，时有睿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恪守儒家信条，对人性的弱点却深具怜悯之心；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颟顸，只求升官，不问民间疾苦。地方上狱吏捕快腐败堕落，与犯罪集团沆瀣一气，鱼肉乡民。狄仁杰在这一片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中，坚持正义，对抗罪恶，却不摆出一副怨天尤人，唯我独醒，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海瑞架势。”

正是由于高罗佩塑造的狄仁杰性格迷人，机敏善变，精明强干，再加上小说情节曲折复杂，生动有趣，引起了中外读者的广泛兴趣，才有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

而对于狄人杰来说，机敏善断来自天赋也来自积累，而其敬业精干，则完全因其一颗为民为国的赤诚之心。史料清晰记载的几则故事，尤其彰显了彬宇先生诗言：“唾手扶危解倒悬”。

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瞩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 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数日，授仁杰侍御史。

当时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在负责守卫唐太宗的昭陵时，误伐了昭陵的柏树。高宗十分震惊，闻听“悲泣不自胜”。高宗8岁时就失去了亲生母亲长孙皇后，由于幼年性情软弱，又过早失去母爱，所以太宗对他十分爱怜，关怀备至。深深的父爱，让高宗终生难以忘怀。现在竟然有人敢于砍伐自己父皇陵园的柏树，在高宗看来无疑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高宗下诏逮捕权、范二人，送大理寺严惩。大理寺审理后，依法判处免官除名，高宗认为处罚太轻，要求判处死刑。大理寺内无一人敢于出面抗争，惟有狄仁杰上表反对，认为权、范二人罪不当死。最后高总直接恼了，一定要杀。狄仁杰的顶头上司张文瓘都怕皇帝动了真气，狄仁杰会吃亏，以笏挥令出去，狄仁杰却不为所动，依然苦谏:

“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事。臣以为不然。在桀纣之时则难，逢尧舜之时则不难。臣有幸今逢尧舜，所以不怕像比干那样被诛杀。”

狄仁杰又举了汉文帝时张释之的故事，魏文帝时辛毗的故事，表明对圣明的君主可以以理进谏，对忠臣则不可以威势进行胁迫。狄人杰不无技巧地说道：

“古人云:‘假令取长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今日陛下以昭陵一株柏而杀二将军，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如何评论陛下！臣所以不敢奉诏杀权、范二人，就是怕陷陛下于不道。”

狄仁杰有理有节有艺术的一段话，让给高宗息了怒。但高宗也并不是一言便可以改变的茬，他对狄仁杰说:

“依据法律，权、范二人虽不至于死罪，然情不可容我深恨二人，请卿法外杀之。”

狄仁杰怎么会依？他立即反驳道：“陛下制定法律，公布于天下，徙、流、死等刑，均有相应的律条规定，岂有犯轻罪而处以极刑的道理？如果不依法定罪，恐怕将会使万民无所措手足。陛下假如一定要改变法律，那就请从今日开始吧。”

高宗不糊涂，明白随意改变法律的影响。无奈之下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免死权善才、范怀义二人。

等到高宗最终冷静下来，召见狄仁杰说:“卿能守法，朕有法官。”下诏命史官把此事编入国史。还说:“仁杰为善才正朕，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狄仁杰的胆识和才干因此更为高宗赏识和倚重，随即授予狄仁杰侍御史之职。而类似的事情在狄人杰身上，则不胜枚举，包括后期武则天执政时期。

时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仁杰奏其太过，机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廷慑惧，仁杰奏之，请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杰奏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之类，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诫。”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肃然。

调露元年(679年)正月，正在走红的司农卿韦弘机，被侍御史狄仁杰弹劾而突然丢了官。此事再次震动朝野，让人们对狄仁杰又一次刮目相看。

韦弘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太宗贞观时入仕，高宗宠臣，有一定的才干和胆略，但性好逢迎，为正直之士所不齿。高宗在东都住了一段时间，将要返回长安时对韦弘机说：“长安、洛阳是我的东、西宅，洛阳现有的宫殿大都是隋代所建造，年代已久，逐渐陈旧颓坏，欲想整修又颇费资财，为之奈何？”韦弘机上奏说：“按照司农寺旧式，差丁壮采伐木材，皆付给雇值。而今动用户奴采伐，所获材木足够十年之用，节省的雇值(即雇工之费)在库中积存的就有四十万贯之多。用来修造宫室，三年必成，不必劳动百姓。”高宗听后大悦，命韦弘机兼管东都将作、少府二监事，负责此项工程。

韦弘机为了讨高宗欢心，不仅整修了隋朝留下的旧宫殿，还新建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宫，都十分壮丽华美。调露元年(679年)，高宗再次驾临东都，就移住在新建成的上阳宫中。由于上阳宫环境宜人，壮丽豪华，此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作为统治中心，就长期住在上阳宫中，这里遂成为当时的政治中枢。高宗对韦弘机的表现十分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便将他提升为司农正卿。

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对此事非常不满，却又不愿出面进谏，便对狄仁杰说:“自古以来凡陂池台榭，都建在深宫重城之中，不使外人看见，恐伤百姓之心。今韦弘机所兴建的宫殿廊馆，沿洛水而建，全在宫城之外，万方朝谒天子，无不可以看见，这难道是致君尧舜之意吗？”此话传到韦弘机耳中，他不知悔过，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职。辅弼之臣则思献替之事，至于我们这些负责具体事务的臣子，只不过是奉行诏命，恪守其本身的职责而已，不敢有超越本份的举动。”就是说韦弘机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奉皇帝的命令而行，是忠于职守的表现，致君尧舜是辅弼之臣的事，与他们这些事务性官员没有关系。

韦弘机的上述言论，显然是强词夺理。不把这经费用于利国利民的工程中去，反而唆使皇帝建造豪华官殿，追求个人享乐,是一种典型的佞臣表现。韦弘机主持营建，经手巨额资财，他的家人利用这种方便，盗取官物，韦弘机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狄仁杰掌握了大量证据后，上奏高宗，二罪并劾，终于迫使高宗将其免官除名。

此一时期的另一位宠臣，是左司郎中王本立。他恃宠弄权，朝廷上下莫不畏惧。狄仁杰愤然上表，指出王本立种种奸诈不法之事，请求高宗将他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治罪。高宗此时对王本立的恩宠未衰，不愿将其治罪，遂下诏特意免于追究。狄仁杰坚决反对赦免王本立，他向高宗进谏说：“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少王本立这类人！陛下为何怜惜有罪之人而不顾国家法律？如果陛下一定要赦宥王本立，请先将我放逐到无人之境，为将来的忠贞之臣作一鉴戒。”高宗不得已只好将王本立治罪。

此事对朝臣震动很大,使忠贞之臣扬眉吐气,奸佞之徒一时敛迹,“由是朝廷肃然”。狄仁杰本人则因正直果敢,不畏权奸，而声名远扬，备受朝野尊崇，并由此进入了武则天的法眼。

狄仁杰此后还多次出任过地方行政长官，每到一地都能始终坚持严于执法，力纠冤滥，革除了不少弊政和害民旧俗，一颗公心，爱民如子，使千百人免死于滥刑之下。所以千百年来广受民众赞誉，以其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繁多。

守正超然

“守正如山居国老，襟怀似海处超然。”彬宇先生诗句腹联，笔指狄公之性格，又是两方面：守正，超然。守正是原则，超然是胸怀。因为守正，所以不走邪路，所以一身胆气，所以敢于犯言直谏，敢于面对邪恶；因为超然，所以此心安然，所以进退自如，所以不为外物所拘，不为权利所困。

仅举典型事例数端：

一、焚毁淫祠

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 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的神灵崇拜，自古皆然。不少历史人物被尊为神灵，如周赧王、夫差、项羽、春申君、赵佗、伍子胥、马援等。至于宗教中的各种神佛，更是人们敬奉礼拜的对象。

狄仁杰被派到江南后，深感必须扫除这些陋俗，刷新吏治，移风易俗。除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种庙外，狄仁杰统统下令焚毁，共毁去1700余所。

狄仁杰保留以上四庙，是有他的道理的。大禹是治水英雄，也是中华民族崇敬的祖先。吴太伯是春秋时吴国的创建者和开国君主,他的后代季札是吴国的贤人。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忠臣，为国而死，是后人崇敬的楷模，江南人对他崇拜由来已久。狄仁杰尊重当地百姓的感情，予以了保留。

据载，当时拆毁项羽庙时，当地人皆不敢前去，说是入内者必死。狄仁杰知道后十分愤怒，撰写了一篇檄文，以正告西楚霸王项羽及其将校，然后命人拆毁项羽庙，竟然十分顺利。檄文十分有意思，节录如下:

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机之主。自祖龙御离，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告剑。沙丘拼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圮，万姓屠原。乌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镇符，当素灵之缺运。俯张地组，彰凤举之符，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尽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固当匿愧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偶，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帏销烬，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

真也是文章高手也！气势磅礴，正义凛然，不容不拆也！狄仁杰不畏鬼神，变革陋俗，一身正气，惊天动地，精神实可嘉也！

对于狄仁杰的这次行动，后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写道：

“是举也，疑夫轻率任气者亦能为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即人心面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兴，气虽盛，心之偏偏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竞起而挠之，非心服于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踟躇而前却者也，故日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

在王夫之看来，此举绝不是狄仁杰轻率任气的一时行为，而是在他的不畏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支配下的自觉的行为。王夫之这里所说的鬼神“在心”，就是指思想信仰，只有“心服于道”，思想中不信仰，不崇拜，才能克服心理阻力，一往无前地采取果断行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王夫之才认为其可以与日月争辉。

二、屡屡被诬

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见 而谢曰：“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荐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狄仁杰在汴州任上不久，就被本司胥吏诬告。这时到河南道充任黜陟使的是工部尚书阎立本，他接到对狄仁杰的举报后十分重视，亲自审理。经过详细深入的调查后，阎立本发现狄仁杰不仅没有啥问题，而且政绩非常突出，纯属诬告。阎立本遂召见狄仁杰，向他当面谢罪，并称赞其为“沧海遗珠”，意即被埋没的人才。一下子又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

未几，为来俊臣诬构下狱。时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协仁杰，令一问 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

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必得减死。德寿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何牵之？”德寿曰：“尚书为春官时，执柔任其司员外，引之可也。”仁杰曰：“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以头触柱，流血被面， 德寿惧而谢焉。

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 帛书冤，置绵衣中，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察。

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以告变。则天召见，览之而问俊臣。俊臣曰：“仁档不免冠带，寝 处甚安，何由伏罪？”则天使人视之，俊臣遽命仁杰巾带而见使者。乃令德寿代仁 杰作谢死表，附使者进之。则天召仁杰，谓曰：“承反何也？”对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何为作谢死表？”曰“臣无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贬彭泽令。

狄仁杰担任宰相不久，就被酷吏来俊臣诬陷下狱，如果不是深有智慧，差点就死在狱中。当时酷吏横行，武则天以此为手段，以巩固统治。长寿元年(692年)一月，来俊臣告发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7人谋反，于是这七人统统被捕下狱。

在此之前，来俊臣曾奏请武则天降诏，规定只要审讯时主动承认谋反的可以免死。狄仁杰等人被捕后,来俊臣就以此引诱他们招认谋反，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痛快地承认自己谋反。

来俊臣是有名的酷吏，有人在审讯时喊冤，他就命人割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如此情况下，狄仁杰决定先承认谋反，然后再设法脱身，无疑是十分聪明的。

在狱中期间，判官王德寿见狄仁杰承认谋反，以为狄仁杰是软骨头，遂对他说:“尚书(指狄仁杰)一定可以减死。德寿既已受皇帝驱使,也想使官职有所升迁，希望尚书能够承认杨执柔也参与了谋反之事，这样对我将有较大好处，不知是否愿意这样做。”狄仁杰恨其无耻，遂以头触柱，血流满面，大声呼喊：“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王德寿一看，怕事情闹大了对自己不利，急忙谢罪而逃。

来俊臣认为狄仁杰等人已无所作为,只等武则天批准便可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借机向狱卒要来笔砚写下冤状，置于棉衣中，对王德寿说:“天气已渐热，请将此衣交给我的家人，取掉其棉，以便狱中之用。”

王德寿不察，遂将此衣交给狄仁杰的家人。狄仁杰次子狄光远收到棉衣后，发现了父亲的冤状，急忙入宫告变，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武则天阅后，召见来俊臣询问狄仁杰的案情，来俊臣以狄仁杰已经承认谋反骗过了武则天。为了促使武则天尽快批准执行死刑，他又命人假冒狄仁杰等人的名义伪造了谢死表，一定要致狄仁杰等7人于死命。

但是，舆论是压不住的。在众多正直官员的强烈呼吁和反弹下，武则天决定亲自过问此案。她召见狄仁杰等人问道:“既然你们都称冤屈，为什么又承认谋反呢？”回答说：“如果不承认,则早就死于酷刑拷打之下了。”武则天又问:“既如此，为何又要写谢死表？”众人皆矢口否认。武则天命人拿出表来,出示给他们看，才搞清是来俊臣伪造的假表，于是下令释放了这7个人。

三、被尊国老

神功元年闰十月，狄仁杰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圣历元年八月,任检校纳言。久视元年正月，任内史。几乎一年一迁。在这一时期的宰相中，狄仁杰是升迁最快的一位。

史书记载说，武则天信任并倚重狄仁杰，群臣莫及，常称呼为国老，从不直呼其名。按照当时的制度，宰相要轮流在政事堂值班，武则天考虑到狄仁杰年事已高，特令免除宿直。她还告诫其他宰相，如果不是军国大事，不许打扰狄国老。狄仁杰入宫见武则天,她常常制止狄仁杰，不许他行叩拜礼，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

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出游，一阵大风吹落了狄仁杰的头巾，马惊不止。武则天见状，惟恐狄仁杰有闪失，命令太子追上前去保护，制服了惊马。久视元年，武则天幸三阳宫，百官公卿侍从者甚多，惟独给狄仁杰赐予宅一区。晚年的狄仁杰身体状况不好，患有疾病，他曾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武则天提出辞职，武则天不予批准。

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叛时,他们部下有两员战将十分骁勇,即李楷固、骆务整，能骑射,善用槊。李楷固曾生擒过朝廷大将张玄遇、麻仁节，骆务整也屡次击败过官军。孙万荣死后，二人皆来归降。有人主张将他们全族诛杀，狄仁杰坚决反对,认为将才难得，他们既然能为李尽忠、孙万荣出力，如果善加抚慰，必能为朝廷所用。奏请予以赦免。他的亲属都出面阻止，担心由此引来大祸，狄仁杰说:“苟利于国，岂为身谋！”武则天最后还是采纳了狄仁杰的意见，赦免了他们的罪行。狄仁杰又请求授予官职，武则天遂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铃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久视元年六月，命二人率军征讨契丹残余力量，获得大胜。次月，李楷固、骆务整凯旋，武则天在洛阳含枢殿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升任李楷固为左玉铃卫大将军，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武则天十分兴奋,又召集公卿,举办了庆功宴会。

在宴会上，武则天举酒对狄仁杰说:“这都是国老的功劳。”并重赏狄仁杰。狄仁杰回答说:“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坚决推辞不接受。武则天由此更加敬重狄仁杰。狄仁杰不居功、不受重赏的行为，说明他高风亮节，对名利十分淡薄。

四、胸怀如海

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转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谓曰： “卿在汝南时，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则天深加叹异。

狄仁杰拜相之后，武则天大概觉得以前将他无辜贬黜，有些过意不去，便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的时候干得很好，想知道是谁在背后告你的黑状吗？狄仁杰直接回答说：

“如果陛下觉得我做错了，我就一定要改；如果知道我没有做错，那就是我的幸运。对于那些告我黑状的人，我一点也不想知道是谁。”武则天深加叹赏狄仁杰的气量。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斗南一人

“斗南绝世一人杰，道德高崇峻极天。”彬宇先生尾联的总结，给了狄公极高的评价：“斗南一人”为史传，而“德崇极天”则是当下——彬宇先生要告诉世人的是，德须配位。多大的官，须要多大的德。只有高崇极天的道德，才能做得了斗南绝世的人杰！

狄仁杰晚年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恢复李唐天下。

晚年的武则天也不再把注意力放在防止宗室和朝臣的谋反问题上，而是思考和解决继承人问题。以武承嗣、武三思为代表的武氏子弟与李显、李旦以及拥戴他们的一批朝臣围绕帝位继承问题斗争得十分激烈，使武则天大伤脑筋。在狄仁杰等一些朝臣的极力主张下，迎回了庐陵王(李显)并立为太子，使这场斗争暂时平息了下来，但却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调合李氏家族与武氏家族的矛盾和关系？

武则天绞尽脑汁，也无法弥合双方长期以来形成的裂痕。加之年事渐老，身体不好，焦头烂额的武皇帝亟需一位德高望重、才智过人的社稷之臣辅佐她。而狄仁杰则是无可替代的不二人选。

武则天信任狄仁杰不是出于一时的好感，而是长期任用和观察的结果，正如在《授狄仁杰内史制》中所说的那样：

“出移节传，插良守之风，入践合阁，得名臣之体。”武则天把狄仁杰比喻为当代的管仲、乐毅，称赞他有致君尧舜的愿望，对朝政能“深陈可否”，对君主则敢于“显言得失”。

从神功元年以来的三年中，武则天先后任用了21位宰相，大部分随任随罢，不能久用，除了武氏子弟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外，较有名望的有娄师德、魏元忠、陆元方、姚崇、王及善等人，此外苏味道、李峤在任也较久。娄师德死于圣历二年，魏元忠空有其名不敢谏诤，姚崇此时资望尚浅，陆元方为人清正谨慎，因得罪武则天很快被罢相。王及善虽清正有气节，但缺乏学术，不是宰相的很好人选，与娄师德同年死去。苏味道此人不仅遇事模棱，而且善于献媚。正因为如此，所以武则天才格外信任与器重狄仁杰。

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道：“朝堂空矣！”此后，朝廷每有大事不能决断，武则天都会想起狄仁杰，叹道：“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早夺走我的国老？”

圣历元年（698年）迎回庐陵王并立为皇太子，对于狄仁杰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恢复大唐统治已不是很遥远的事了。但是狄仁杰深知自已年老多病，欲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盛举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门人身上。

有一次退朝之后，狄仁杰对张柬之、恒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等五人说:“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五人对这一番话自然心领神会，知道狄仁杰所指何事。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重，张柬之等五人前往探视，坐了很长时间，竟没说一句话，只见狄仁杰流泪不止，连枕头都湿了，仍与诸人相互对视，默默无语。

五人从狄仁杰寝室退出后，都猜不透狄公悲伤的原因何在？袁恕己猜测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张柬之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家事的。”

一会儿，家人过来请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三人入内，敬晖、崔玄暐立于门外。狄仁杰对他们说:“刚才我没有说话,主要是因为敬晖、崔玄暐二人在场。此二人能决断大事，但不善于保守秘密，如果先与他们商议，有可能泄露出去，这将造成大事无望而家先亡。但是时机成熟而不和他们通力合作、事情也是不能成功的。”接着狄仁杰又进一步交代说:“欲举大事，必须先除去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以上这段记载出自于李邕所撰的《狄梁公传》。

无论以上史实是否确凿，狄公对恢复李唐的拳拳之心是苍天可鉴的，而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利用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之机，发动政变，推翻了武周政权，拥皇太子李显即位，重新恢复了李唐政权。这一事件虽然是在狄仁杰死后将近五年才爆发，但“主谋者”，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功”，非狄公莫属。因为完成复唐重任的一干人马，都是狄仁杰推荐，尤其张柬之。《旧唐书》：

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 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为相，今 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后竟召为相。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狄仁杰任相期间，先后举荐荆州长史张柬之、夏官侍郎姚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唐代名臣。曾有人对狄仁杰道：“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的门下啊。”狄仁杰却道：“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此举又为后世留了一个成语：“桃李满天下”。

而对于狄公崇高的道德，还有数例史实可以为证。

据载，在任职彭泽县期间，“长寿二年年底，狄仁杰将前任拘捕的全县囚徒三百余人，包括死囚在内,逐一审理，辨析冤情”。还仿效唐太宗在贞观六年(632年)释放390名囚犯的做法，向武则天上书，请求将彭泽县这三百囚犯释放回家，与家人过年团聚，然后约定期限返回服刑。到了约定日期，除二人没有按期返回外，其余人员均准时返回。而这两人中，一人因母丧而误期，另一人因大风隔江，舟楫不通所致。还说囚犯们约定每人返回时，怀土一兜，堆放在牢狱一侧，一时间竟堆成一座小丘，后人称之为“纵囚墩”。后人不断增土，竟成小丘，狄公祠就修建在小丘上。

“纵囚墩”岂非丰碑乎？

狄仁杰担任并州法曹时，同僚郑崇质要到很远的地方公干，但是他的母亲年老多病。狄仁杰主动对郑崇质道：“你母亲病重，而你却要出远门，怎么能让亲人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你担心呢？”他去见并州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出行。蔺仁基非常感动，联想到自己与司马李孝廉之间的不和，深感惭愧，主动与李孝廉和解。他还经常对人称赞狄仁杰道：“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后世遂用“斗南一人”比喻天下绝无仅有的人才。

而范文正公在《唐狄梁公碑》的记述，则更加让人看到贤臣良相、国之柱石的“心有戚戚”：

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唯梁公之伟欤！……商有三仁，弗救其灭；汉有四皓，正于未夺。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鶱，诉大川以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一朝感通，群阴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发灵，万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

一言以蔽之，狄公仁杰之所以为人杰者，正在“仁”字当先，以道御德，以德御智，以智谋国以至抵御抗击众宵小魔怪，行得端，立得正，有大智，能坚守，而终以雄杰之名永垂青史，后为人膜拜赞叹矣！斗南一人，道德极天，愈觉彬宇先生诗言，有深意在焉！

（文章多参考《狄仁杰传》·杜文玉 商务印书馆）

张红星教授注：

神断： 英明的裁断、决断。唐·李翱《百官行状奏》：“神断武功，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 明·方孝孺《送太学赵孝先从军诗序》：“圣天子天运神断，以成大业，其所举措不易而审亦明矣。”

国老： 指国之重臣。宋·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之二：“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姦雄，但说成功尊国老。”清·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晋书》：“（楚王）暐矫诏擅害国老。”

斗南： 《晋书‧天文志上》：“相一星在北斗南。 相者，总领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国，集众事也。”旧时因以斗南称宰相的职位。后也指北斗星以南。犹言中国或海内。语出《新唐书‧狄仁杰传》：“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元·耶律楚材《请倪公》诗：“倪公本是我同参，道价峥嵘冠斗南。”

峻极： 《礼记‧中庸》：“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郑玄注：“峻，高也。”孔颖达疏：“言圣人之道高大，与山相似，上极于天。”后以“峻极”谓极高。晋·葛洪《抱朴子‧知止》：“嵩岱不託地，则不能竦峻极，概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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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