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超320万人，其相关的职业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规范。建议夯实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主体职能，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同时，要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如设置便捷的“一键申诉”渠道，由行业组织介入仲裁；设置行业志愿者制度，推动劳动者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等。职业水平升级是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好的激励，可以此为抓手进行服务与管理，由行业组织来统筹评定职业水平等级，并和居住证积分、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配套服务等相关福利挂钩。

——唐巍（民革）

人才问题一直是我国乡村振兴的一大难题，上海市郊农村也同样面临这一瓶颈，老龄化、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建议多策并举，重点解决乡村紧缺的产业人才引进。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看，产业人才既包括都市现代生态农业的技术领军人才、龙头企业管理人才等少数高端人才，也包括大量的农业科研、经营管理、市场开发、直播带货等中层人才。要进一步扩大上海农村农业人才引进政策的适用范围，围绕人才引进、人才保障、人才奖励、就业创业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打破不利于人才引进的制度瓶颈，构建更加多样化、更具吸引力的人才体制机制。 

——陈振楼（民进）

上海要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中走在全国前列，应加快研究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标准和体系，供市民行动参考。要推进本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实施，制定市民行动计划方案，形成施行手册，落实责任部门，久久为功，抓好落实。要出台激励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政策，让崇尚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市民有获得感和使命感。

——王训国（九三学社）

目前我们对人才的认定依据，还偏重于发表文章，以及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但是企业一般是没有机会或者专注的也不是发表论文，所以我们在人才认定上，有时会漏掉好多创业型的专家。我们可以在“专精特新”企业中发现人才。能成为“专精特新”的企业，一定是有优秀人才支撑的，甚至拥有行业领军人才，或者最前沿的人才。所谓特，其实就是特别的人才，尤其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新就是机制创新、产品创新。特别是初创的公司、初创的商业模式、初创的技术，相关人才其实都向往上海的市场。我们要营造以在上海为荣、来上海一见倾心、没来上海充满向往的良好环境，此外，也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允许失败、宽容失败。

——章桃旭（侨联）

应加大对上海红色文化、红色旅游宣传力度，加快培养一批新时代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人才队伍，提升上海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精心设计各类上海城市红色地标和上海红色文化徽标等标识，建立上海城市形象标识共享平台，支持鼓励正向使用上海各类城市形象标识。

——赵锁平（社科界）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助力上海城市发展，一定要做好青年人才就业保障。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各地“抢人才”政策频出，导致本地部分人才流失。但去年上海高校毕业生达20多万人，其中不乏优秀人才，建议加强校企合作，针对科技创新及优质人才实现“毕业即上岗”。同时，要完善后勤保障特别是住房保障。住房问题，是很多毕业生初入社会的生活难点之一。建议降低现有的公租房准入门槛，在开放名额的同时增加供应量，双管齐下，为城市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方振强（经济界） 

鼓励和支持龙头数字经济企业对数字技术、数字市场及数字创新人才进行整合，优化数字经济创新人才整体布局，建立更多的数字经济创新人才孵化器，通过干中学、互动中学等方式提升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家在经营管理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的能力，为企业培养创新人才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方建安（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