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名中医陈存仁一九五一年在香港铜锣湾开新诊所时，多名港九电影文艺名流到场祝贺。而二〇〇六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陈存仁的主要作品悉数重新出版。这时人们才惊见，陈存仁除了是位名医外，在文史方面广博的知识与见闻，也是少见的传奇人物。
翻阅一九七四年二月号的《掌故》，发现香港名中医陈存仁的诊所就在弥敦道上。而这个地址我不知走过多少遍，但当时的陈存仁已经移居美国了，诊所也不在了。陈存仁的好友秦瘦鸥说：“我只知道到一九五二年内，他已在九龙闹市中心弥敦道的平安大戏院楼上设下了一间诊所，又在香港铜锣湾怡和街借到了一套公寓，半作门诊室，半作一家人（其实他的妻女已被接去）的居处。门诊的时间是上午九龙，下午香港，余时出诊，完全是一副南国名医的派头。”
是的，一九五一年陈存仁在香港铜锣湾开新诊所时，港九电影文艺界许多名人都到场祝贺，包括费穆、严俊、岳枫、岑范、王人美、王丹凤、刘琼、顾也鲁、龚秋霞、司马文森、马国亮等人，可谓冠盖云集，极一时之盛。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陈存仁在香港行医近四十年。
陈存仁（1908—1990），名保康，一名承沅。原籍浙江平湖人，出生在上海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父亲是开绸布店的。还在陈存仁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因破产和多病辞世而去。他是由四伯父抚养长大的。
陈存仁共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上海浦东小学毕业后考入南市民立中学，三年毕业，谨遵父亲遗命学医，考入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这是几位留日的西医在上海办的私人医学院。他在这里习西医，学费全由四伯父负担（四伯父无子，后来在存仁悬壶济世后立为嗣子），在校苦读一年，得了伤寒病，学校里的西医教师没能治好，反倒中医给他开了五天中药后治好了，家中长辈遂劝他学习中医。正好诊治他的中医丁甘仁开了“中医专门学校”，而且将来西医开业需要投资，中医开业则简单得很，种种原因使他改学中医。
一九二三年陈存仁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陈存仁在学校学习十分刻苦努力，他不但如饥似渴地学习课堂上和书本里的知识，为了获得医学真谛，他又先后拜沪上名医谢利恒、丁仲英（丁甘仁次子）两位先生为师，虚心求教。
因为中医药籍多为深奥之古文，陈存仁课余随国学大师姚公鹤补习国文，后复拜章太炎为师。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记载，和章太炎相识，起因于姚公鹤和章太炎友谊很深，两人书信往返都由他当送信人。章太炎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姚的书童，后来知道他是中医，立刻大感兴趣，说自己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能开处方，让陈存仁跟他学习国学。章太炎经济困窘，当时留陈存仁吃饭，“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而章太炎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臭东西，他早年遭袁世凯幽禁时，因为风寒所侵，所以鼻子一直有病，闻不见臭气，所感觉到的只有霉变食物的鲜味”。
陈存仁后来让章太炎用芙蓉叶研成末，放在鼻子里，后来章太炎将此方子写给来求字的人。章太炎开的处方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
由于早年生活困难，在学校里陈存仁不得不经常挤出时间来写些短文，用“存仁”或“绿豆”作笔名，寄投当时《申报》的副刊“常识”和小报《晶报》《金刚钻》《福尔摩斯》等，以获取一些稿酬，补贴生活之需。这时也在小报上写文章、后来和陈存仁结为好友的秦瘦鸥说：“我和陈存仁非亲非故，只是因为当时都在求学，年龄又相同，加上都爱好‘爬格子’，向大小各报投稿，于是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可我们在性格上毕竟还有差别：他沉着稳重，克制力很强；我则大胆好奇，喜爱热闹，常和另外几个游伴，如姚克、鄂森等去餐馆或舞厅吃喝玩乐，甚至跟着人家闯进赌场或妓院去，尝试堕落的滋味。一开始陈存仁就不愿同行，几次之后，我们也不再邀他了。当时我们都还纯真坦率，并没有为此责怪他没有哥儿们的义气。直至后来我比较懂事了，一经追想，才不由不对陈存仁的富于定力、不随波逐流，感到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乃至在十几年后使他功成业就，从无数的同行中脱颖而出。”
一九二七年，陈存仁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此后，他在丁仲英诊寓助诊了一段时间。一年后，他开始独立挂牌行医。他在山东路租借了二间房屋作为诊所，并很快“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一九二八年夏，陈存仁自己出资创办了一份以开展中医学术的研究和讨论，宣传中医药保健防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小报——《康健报》，他自己除了写和编之外，还亲自跑到印刷所去校对拼版；直到报纸印出，运回四马路的丁家（亦即他当时下榻之所），再分发给报贩，投寄给订户，从头到尾，都由他唱独角戏。这份报纸在陈存仁的策划编辑下办得十分活跃，很受社会欢迎，发行量达到一万多份。著名医家程门雪曾有诗赞他：“独向医林张异军，眼中诸子只推陈。灵方别有心源得，占尽江南一角春。”
由于《康健报》的推波助澜，使得陈存仁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扶摇直上，俨然成为名医了。秦瘦鸥说：“人们对于医生的选择，除了熟悉不熟悉、名气大不大这两点外，还有就是医生的年龄，总以为越老越有经验，治病越有把握。陈存仁当时才二十岁出头，不管他多么会用脑筋，也不可能摇身一变，突然变成老头子，于是他就在衣着上用功夫，成年都穿长袍马褂，而且只用深颜色的料子；头上戴一顶瓜皮帽，鼻架一副老式的平光镜。这样，他在病家面前至少可以充上个中年人了。由此也造成过一件笑话。二年后他结婚时，他夫人王女士（王定芬）的亲友走进礼堂，看到了新郎，都向年轻貌美的王女士低声责怪：‘你怎么嫁了个老头子？’王女士自己心中明白，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陈存仁是个热衷于中医事业的人，他积极参与中医药界有关的各项活动。一九二九年二月，留日西医余岩等人在南京举行的中央卫生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案”，妄图取消中医。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时任上海市中医协会秘书主任的陈存仁，与同业发起全沪停诊，并在“仁济善堂”举行“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他与张赞臣两人首先约请谢利恒、丁仲英、陆仲安、夏应堂等沪上名医商议开展抗争事宜，先后筹划召开了“三·一七”抗争大会，会后又组织赴宁请愿团，由谢利恒、陈存仁、隋翰英等五人组成，谢利恒为团长，陈存仁为总干事。请愿团到南京后，晋谒行政、监察、考试、立法院长，面呈请愿书，咸认为中医不可废止。
抗争活动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陈存仁作为总干事发挥了中坚作用。事后，当时的卫生部聘请谢利恒和陈存仁为卫生部中医顾问，陈存仁曾撰写《三·一七国医节事件回忆录》，谱写了近代中医史上的光辉一页。
陈存仁认为中医药之所以能“见信于民众，见信于社会”，在于“药物之效验卓特，治疗之配合出奇，善治复杂夹杂之症，又鲜有副作用”。虽然我国在明代已有《本草纲目》，但毕竟已“阅时三百余年，化学实验之印证，药物产地之变化，旧药有绝种失传者，新药有陆续发现者，是以近人同感李氏《纲目》已不合于近世应用”。
根据杨杏林《医林怪杰陈存仁》文中说：“为此，陈存仁前后花了七年时间，搜集各类药物参考书籍200余种，有价值的中医研究论文180篇，各种中草药标本500多种，并在此基础上邀集中国医药研究社的同仁编写成320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萧龙友、丁福保等名医大家均为之作序、题签，反响很大，与谢利恒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堪称当时医药典籍双璧。这部辞典集古今中外中药研究之大成，收集的药物达4260种，附方万余首，书内印有插图1400余幅；大多数药物除中文药名外，还标明拉丁文或英文、日文的学名；有142味中药收载了当时已经分析出来的化学成分。”
该书初版不到半年就销售一空，再版达27次。
杨杏林又说：“仅仅一年之后，陈存仁辑校的另一部大型丛书——《皇汉医学丛书》又出版了。这是他多年研究日本汉医勃兴运动，搜集整理汉医学家的成果。该丛书包括14卷72种：总类8种，内科16种，外科4种，女科、儿科各3种，针科4种，眼科、花柳科、诊断、治疗各1种，方剂10种，医案医话11种，药物8种，中国医药论文集1种34篇。它不但使我国的医学工作者了解日本汉医界的学术发展情况，而且对我国不少国内已散佚的古医籍的整理辑纂有很大帮助。故出版后受到中日两国医学界的重视，同时还促进了两国传统医学的交流。”
陈存仁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与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的编者）、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的编者）并称为“江南三大中医藏书家”。他早年便立志广藏医书，于是每天下午诊余总要到旧书铺浏览选书，一年工夫竟买遍上海滩。
一九三〇年，他专程到北京琉璃厂购书，想到有那么多好书，他说就好像“瘾君子到了云南（大烟产地）”一般。行前，他将自己的藏书编成书目，到了琉璃厂，他递上自己的藏书目录，然后交待：“凡是目录中没有的，我一律都要买。”气魄可谓大矣！
三天工夫，他搜集书目中未备之医籍，总共一千多种，其中竟有名医萧龙友寄卖的80多种罕稀之本。一九三六年后，陈存仁又曾先后六次专程赴日本购书，总共收集到日本汉医著作四百余种。经过多年“朝收夕索，亲临拜访，曲意诚求”，共收集各种版本的医籍六千余种，还有三百多种与医药有关的全套报刊杂志，总计算来近一千万卷，设立了私家图书馆，时人罕有其匹。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到香港时，陈存仁全家身上只有九千港币，连租个房子都租不起，幸亏一位亲戚把房子无偿借给他住，他只能挂一个小牌子，写着“陈存仁诊所”。
在港期间，他行医之余仍勤奋写作。六〇年代，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吃的学问及饮食疗法，提倡在汤菜中加些滋补中药，颇受讲究进补的粤籍人士的欢迎。这个专栏一写二十年，每日一篇，365天从未间断。陈氏不收一文稿酬，他希冀的是一种广告效应，名声很快在读者中传播开来，因此来到香港不久，诊务便打开了局面。
秦瘦鸥又说：“他的易地再战，自能很快取得成功，主要还在他的重视宣传，既写文章，又登广告，给自己造成声势。同时又一眼看透，必须先把占绝大多数的广东人争取过来，自己才能立足，单那些从内地来的上海人是绝难维持的。因此他选用了两位粤籍少女作他的助手，一位担任挂号和接待，一位水平较高、稍懂沪语的充当翻译，并为他抄写药方。这就解决了语言不通的困难。后来北京政府大力推行重视中医、中药的方针也间接支持了他，尤其针灸的广东医生跟他合作，给一些病家试作边服中药、边打金针的疗法，倒也很受观迎。不久他又在诊所里办起了针灸培训班。这些得风气之先的措施都不是当时在港开业的别的中医所能想到的。
陈存仁异军突起，一举便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不久东南亚和日本各地的华侨和医学界人士也都陆续找上了他，有的报名加入函授班，有的向他询问防病养身之法，也有约他写文章的，函电交驰，他的忙碌和兴奋已达到了顶点。
一九七〇年五月，《大人》杂志创刊，陈存仁撰写其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刊登其上。一九七三年三月，由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出版，张大千题端，沈苇窗撰序，云：“一九七〇年五月，《大人》杂志创刊，我承乏辑务，初时集稿不易，因而想到陈存仁兄。他经历既丰，阅人亦多，能写一手动人的文章，于是请他在百忙之中为《大人》撰稿。第一期他写了一篇记章太炎老师，果然文笔生动，情趣盎然，大受读者欢迎。存仁兄的文章别具风格，而且都是一手资料，许多事情经他一写，跃然纸上，如历其境，如见其人，无形之中成为我们《大人》杂志的一员大将。《银元时代生活史》刊载以后，更是遐迩遍传，每一段都富有人情味和亲切感，存仁兄向有考证癖，凡是追本究源，文笔轻松，尤其余事。”
一九八二年，陈存仁在《大成》杂志一〇四期开始连载其回忆录第二部《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九八八年由香港长兴书局出版。从青年时开始，一直到古稀之年，他从未停笔。他除了编写不少中医药科普读物，也写了不少文史方面的文章，结集成册相当多。其中《红楼梦人物医事考》是他与香港红学名家宋淇合写的一本书，替《红楼梦》书中的人物看病，红学与中医的两位专家携手合作，别开生面的论断，丰富了我们的视野。《被阉割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宫刑》，以大量旧藏资料，考证了男性宫刑、女性缠足这两项人类发展史上的怪胎与独流的起源和演变历史。《业外杂谭录：袁枚食色及其他》，以“食色，性也”的角度，对袁枚、徐福、光绪皇帝这三位历史人物进行了细腻而生动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古人的生活趣味。《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哥孛罗来华考》写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路线，作者根据史料还亲自做了实地的考察；而对马可波罗（注：今译马可波罗）来华的考证，更是旁征博引，完全是一副历史学者的研究面目。《阅世品人录：名中医旧上海见闻录（章太炎家书及其他）》，讲述了作者与章太炎、胡适、杜月笙、秦瘦鸥、董皓云等名人交往的旧事，因都是作者亲身的闻见，娓娓道来，生动有趣。
陈存仁在香港行医近四十年，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宣告隐退，并移居美国加州洛杉矶安度晚年。一九九〇年九月九日，他因脑溢血逝世，终年八十二岁。二〇〇六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陈存仁的主要作品悉数重新出版。这时人们才惊见，陈存仁除了是位名医外，在文史方面广博的知识与见闻，也是少见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