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
◎彩礼是中国古代婚嫁习俗之一，源自《仪礼·士昏礼》中的“纳征”一词，具有缔结婚姻关系的证明性质。
◎《朱子家训》有言：“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著名教育家朱柏庐向我们展示了圣哲先贤的智慧，嫁闺女娶媳妇最需要看重的是“佳婿”“淑女”，而非“重聘”“厚奁”。
◎《论语·学而》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礼的作用，在于使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之一，如果因高价彩礼引发不快甚至产生纠纷，就失去了礼仪的本质属性，也使本应充满人情味的美好仪式变成充满铜臭味的金钱交易。
近年来，“天价彩礼”频频见诸网络、报端，引发社会关注，因彩礼纠纷引发的民事、刑事案件层出不穷，而部分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往往是这些现象、事件发生的重灾区。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文化经过代代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国人生活，彩礼作为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见证，寄托着婚姻幸福美满的美好祝愿。如果让“天价彩礼”与婚姻捆绑，让纯洁的“媒妁之约”变成彩礼数额没有上限的“没数之约”，那么带有良好寓意的彩礼只会成为婚姻的负担，让爱情变质变味。
彩礼是中国古代婚嫁习俗之一，源自《仪礼·士昏礼》中的“纳征”一词，具有缔结婚姻关系的证明性质。由于古代女性在社会、家庭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婚后主要承担相夫教子等家庭事务，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经济来源，因此彩礼还具有保障女性婚后正常生活的象征意义。但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彩礼的数额却水涨船高，“天价彩礼”的乱象在不少地方愈演愈烈，让一些农村适龄男青年面对高昂的结婚成本望而却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额彩礼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文化、经济等原因。首先是传统的封建思想作祟。受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影响，女孩被父母看作“外人”，即早晚要嫁给他人跟随男方生活，因此彩礼被视为对女方原生家庭养育孩子多年的补偿，而低收入家庭更是将彩礼当作一次重要的收入来源，以此来补偿女性劳动力出嫁离家的损失。其次是不良的攀比心态影响。在农村地区，高额的彩礼往往被视为女孩嫁得好的标志，谁家彩礼收得多，谁家就有面子，谁家彩礼收得少，很可能被人认为男方家庭条件不好或者女方家中有特殊原因。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当地慢慢形成了彩礼的“市场价”，大多数家庭谈到彩礼数额都不会低于“市场价”标准，即使有的家庭对彩礼不是那么看重，也会碍于面子，不得已向“行情”妥协。再次是农村地区男多女少现实的助推。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的比例越来越高，农村姑娘嫁到城市的也越来越多，但城市姑娘嫁到农村的却寥寥无几，农村地区男多女少问题进一步加剧。因此，适龄女性在农村成为“稀缺资源”，广大男青年想要娶上媳妇自然得比较“谁掏的钱多”，男方条件不好的，就要拿出更多的彩礼才能“突出重围”，进一步催生了高价彩礼的现象。
《朱子家训》有言：“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著名教育家朱柏庐向我们展示了圣哲先贤的智慧，嫁闺女娶媳妇最需要看重的是“佳婿”“淑女”，而非“重聘”“厚奁”，缔结婚姻关系更应看重人的品行，对于彩礼、嫁妆之类的物质应“毋索”“勿计”，有之即可，量力而行。因此，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理应对高价彩礼说不，让彩礼回归“礼”性，让婚姻始于爱情。
多年来，国家一直倡导移风易俗、改变婚姻陋习。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4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从法律适用规则方面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看待彩礼问题……这些都彰显了中央层面治理高价彩礼、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的决心。不少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通过强化村规民约、党员干部带头等措施手段，积极推进婚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弓没有回头箭，通过国家密集出台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我们必须认识到，整治高价彩礼势在必行，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
除了法律和政策支撑，狠刹高价彩礼歪风，关键还在于社会观念的转变。《论语·学而》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礼的作用在于使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之一，如果因高价彩礼引发不快甚至产生纠纷，就失去了礼仪的本质属性，也使本应充满人情味的美好仪式变成充满铜臭味的金钱交易。感情才是婚姻幸福美满的基础，而高价彩礼，有的使一方家庭举债陷入困境，有的使天生一对无可奈何各奔东西，有的使两个家庭因礼生恨对簿公堂，这就说明高价彩礼并不能保障婚姻稳定，过分重视彩礼金额、忽略感情基础只会给婚姻带来隐患。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婚姻是爱情的延续，不应以彩礼的金额去衡量，让我们共同倡导理性婚姻观，弘扬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
（原载《周口日报》2月23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