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余驰疆

张冀没有念过电影学院，但是电影学院特别喜欢请他做讲座。学电影的孩子们经常能在各个场合见到他，电影首映、宣传自不必说，其他契机包括但不限于电影机构的座谈交流、电影节的导师评审，以及对青年创作者的扶持计划等。

他十分善于表达，可以从《红楼梦》聊到鲁迅、沈从文，从《社会心理学》聊到编剧写作的经典《救猫咪》，从好莱坞创作框架聊到中国电影本土化。但听众并不觉得他在“掉书袋”，因为他的每个专业术语，都藏在故事讲述中，轻松又不乏独到解读。

这种性格与他的职业经历密不可分。张冀并非科班出身，但又经历了漫长的自我训练；他花大量时间研究理论，也花十足力气采风。因此，不论是他的作品还是谈吐，总有两种气质相互交融：专业性和烟火气。

2023年，《环球人物》记者两度见到张冀。第一次是在春暖花开，他的导演处女作电影《长沙夜生活》上映，讲了一座城市的一群人；第二次是在岁暮天寒，他担任编剧的电影《三大队》上映，讲了一个职业的一群人。在同期上映的电影中，《三大队》不仅是票房冠军，也是口碑冠军，在各个影评平台都收获不俗分数。从原本9000字的故事到时长132分钟的电影，张冀如同横跨介质的桥梁，给予故事新的视角，也加注更多思考。

把一个人的孤勇，变成一群人的坚持

张冀第一次读到“三大队”的故事，是在2019年。当时，这已经是一篇在网络上小有名气的非虚构作品了。原创作者笔名为深蓝，曾是公安一线民警，在治安、刑侦、禁毒等岗位工作，后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写作，先后在网络发表了上百万文字，最出名的一篇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

故事起源是深蓝的工作回忆。当他还在做民警时，辖区有名男子经常因偷窥被抓，但他有精神类疾病的诊断证明，总能逃避惩罚。一次，看到男子嚣张的嘴脸后，深蓝忍不住对同事嘀咕：“真想狠狠收拾他一顿。”

同事立马劝阻，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刑侦大队程队长在一次大案侦办中，出于义愤和限期破案的承诺，导致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队长因此被判入狱。出狱后的几年，他辗转各地、艰难生活，坚持以普通人身份追查同起案件的另一名嫌疑人，最终抓住凶手。

深蓝写了9000多字，一经发表就在网络走红，成为首发平台的年度点阅冠军。后来，作品版权被片方买下，陈思诚成为项目监制，张冀也在第一时间接到邀约。“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预想中那么热情，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碰过类似的题材，但是看完以后非常被打动。”

使他心动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人物层面。“一个犯错入狱的警察，以后不可能再当警察，但他心里一直承载着‘警察’这个隐形身份。这个过程中，涉及到‘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的议题，我非常喜欢。”

电影《三大队》海报。

张冀引用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男人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当他的精神性战胜了他的动物性的时候。“在我的创作世界里，也一直想找到一个男人精神胜利的故事。”而程队长的人生经历，就是他心中契合的故事：他的理想主义、自我认同和不灭执念，就是人物的精神所在。

第二是叙事层面，“文本里面的情、理、法构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一个人用多年漫长旅程去追凶，构成了足够的故事奇观，这种奇观也会让观众代入，获得激励。”

心动过后，张冀开始念动。他当下就有一个灵感，要写一个群像，一个完整的“三大队”。一方面，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强项就是群像，能更大程度地还原生活、呈现人物对照；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程队长“如此孤单”。

就这样，程兵、徐一舟、马振坤、廖健、蔡彬等人物逐渐在张冀心中有了雏形，他们既像程队长的分身，又像张冀想象力的延续。等到两页大纲交付时，监制陈思诚和导演戴墨被感动了。大纲里，原本千里走单骑式的追凶，被分解为一个大队的聚与散；一个人的孤勇，变成了一群人的坚持。然而，它又并非常见的、一群人走到底的群像写法——随着时间流逝，“三大队”的4个队友相继退出，只剩下程兵最后独自前行。

“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个类型的框架，但里面放入了很多人生的选择、离合与无奈，这些可能是我们到这个年纪，在创作上都认同的。”张冀说。

一部有古旧味道的刑侦片

电影上映后，许多观众觉得《三大队》和过往的刑侦片有些许不同。用张冀的话说，这是一部有古旧味道的刑侦电影。

和越来越讲究案件离奇、节奏紧凑，恨不得120分钟聚焦24小时破案的刑侦片潮流相反，《三大队》把时间轴拉长至12年，与其说在讲破案，不如说在写人生；和越来越喜欢讲究反转再反转的类型片潮流相反，《三大队》花了大量笔墨在一群人的生活境遇和悲欢离合中，比反转更浓厚的是生活感。这种生活感来自张冀现实主义创作的底色，也来自他在成稿之前大量的“下生活”调研。从《中国合伙人》开始，采风就成为张冀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每次动笔前，起码有3至6个月的时间，他都在与题材相关的城市采风，和与角色相似、相关的人物对话。

这一次，张冀与团队来到南方的基层警队、公安局、派出所，进行了大量观察。他看到警队中总有的“老少搭配”： 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想破大案；老一辈历经沧桑，告诫平凡是福。于是，产生了电影里老张、程兵与小徐的师徒三代传承。“小徐说我要办大案，老张说，大案背后都是各个家庭。这就是一个老刑警跟我们说的原话。”

他看到警察群体中也有文武属性的不同，于是就有了马振坤作为传统刑警的刚硬冲动，廖健作为办公室人员的斯文，蔡彬做情报人员的江湖气。他也看到了许多现实层面的职业无奈，包括刑警家属的付出。“尤其是亲人在岗位上倒下了，他们的后代子女往往会出现心理问题。”于是，就有了电影中各个角色面临的家庭问题和生活困境。

还有一些观察到的细节也被写进剧本。“没有谁能够活在真空里”这句台词，是张冀在警队档案的笔记本上看到的；“三大队”聚餐时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是公认的“刑警之歌”，“他们都唱这个歌”； 警员去案发现场时拿超市的塑料袋当鞋套，“因为很多警队鞋套用得太多用没了”……

“还有一次，我在采访中发现，每个刑警执行任务的车座下都放了一个很大的塑料袋，最后才知道是他们蹲点的时候，上厕所用的。这个没用在戏里，但印象很深。”

前期获得了丰富的“现场”，动笔时一切都顺理成章。张冀将写《三大队》剧本的体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程兵，一部分是其他人。写程兵是痛苦的，因为他是主线，身上承载着整部电影的精神和理想。“他离生活很远，我们是够不着的。在他身上，我写了一个被生活、被自己折磨的人，而且他和周遭的人群格格不入，他的理想主义的完成是落寞的、悲壮的。”

写其他人时反而很轻松，因为每个人的形象都在前期有了轮廓。“写这些队员的时候很快乐，而且非常容易会为这些人的经历共情，他们就像是我的兄弟、我的家人。”张冀写小徐决定退出“三大队”的桥段是在深夜，他想到原本那么充满热情的孩子，先是经历人生的急转直下，又因生活变化放弃目标，世事无常让张冀格外心疼。那是他近些年来，唯一一次把自己写哭。

在原来的剧本里，张冀写下的画面是：小徐对程兵说了句，“师父我要结婚了”，就拿起吉他唱了一首《恰似你的温柔》，程兵耳边响起了那句——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

真实生活比戏剧更戏剧

程兵与队友的差别，也是张冀创作中的一体两面。一面由理性与想象主导，一面由感性和生活主导。在他初入编剧行业时，前者是他的训练目标。那时，他从湖南来到北京，蜗居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我当年做编剧就是因为编剧比写小说挣钱。我是小地方出来的，生活压力大，又是非科班出身，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苦闷。”

那是中国电视剧行业钱多竞争少的时代，一些同行写部剧就能付北京四环一套房的首付。而张冀每天做的就是搜豆瓣6—6.5分的好莱坞类型片，“因为它们最能反映好莱坞的基本结构框架和人物价值观”。他每天拉片，再给电影里的角色写一两千字的人物分析，厚厚一摞至今还放在家中。

那时他觉得自己像在民国教育部做小职员时的鲁迅，抄了3年古碑，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但突然有一天，我去开项目会，发现我反应好像比别人快了，沟通能力变强了，对故事的掌控能力也更好了，慢慢进入了一个职业编剧的状态。”

电影《长沙夜生活》海报，该片为张冀的导演处女作。

命运的礼物在36岁那年悄然而至，他遇到了陈可辛和《中国合伙人》，他在这部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新方向。“通过《中国合伙人》，我意识到自己在写一个中国的创造性的故事，这跟好莱坞是不一样的——好莱坞东西是很套路化的，但是中国式的情感、中国式的人物，让我进入了另一个审美阶段。”

渐渐的，张冀越发明白体验的重要：创作以“打拐寻亲”为主题的《亲爱的》剧本，他沉浸在调查报道、社会新闻中；创作以知名人物为原型的《夺冠》，就做大量外围采访、人物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他永远保持观察的习惯。在博物馆排队，他会想象队伍中每个人的故事；在城市里行走，他会构思不同场景下的人事物……2023年，他执导电影《长沙夜生活》，许多故事和场景都脱胎于这个习惯。《长沙夜生活》中有句台词他非常喜欢：我独自走在街上，没什么能干扰我的行走。

十几年来，张冀对话过各行各业，学生、摊贩、歌手、警察、工人……那些故事成为创作灵感，也让他意识到真实生活往往比戏剧更戏剧，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所在。“我觉得只要涉及到现实主义，要坚持一条规则——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就好像“三大队”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因为这条规则而有了立体的光谱。

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票房和娱乐至上的时代。但张冀看得透彻：“有人想取悦观众，但观众群层是很复杂的，而且不太定性；有人想取悦自己，但据我观察，想取悦自己的人通常都是在逃避自己。”

他说不论取悦观众，还是取悦自己，第一步都是要先认识自己的界限，认识生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