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诸多习书者的交流中，常常被问及：“写书法是不是必须从楷书入手？”“楷书都写不好，还能写好行草书吗？”“为什么我明明看着那么丑的字，专家却认为它好呢？”“书法入门的路径究竟是什么？”……如上问题带有普遍性，今试释之。

楷书的“楷”，有“楷模”之意，稳定、匀称、通俗、易识的特质使其搭上隋唐雕版样板文字的快车，雕版印刷的拷贝及传播速度，要远远比毛笔书写母本的方式快捷，凭借雕版文本的准确度与传播的广度，楷书逐渐将其它书体的应用甩得老远，从而在书法史中长盛不衰。客观看来，楷书早已成为华语地区不可或缺的一种“审美识别”。尤其当科举、广告、标语、印刷各种形式的楷书（美术字）遮蔽了大众对其它书体的认知时，甚至可以认作这是数百年来因雕版印刷引发、持续不断的社会“审美入侵”。

金冬心题跋 69cm×46cm

稳定、匀称、通俗、易识……这些优良的品质难道不好吗？我们有必要摆脱这样的“入侵”吗？我们有可能摆脱这样的“入侵”吗？从艺术本体看来，回答是需要的、迫切的。

从书法是艺术这个层面，我们希望越过楷书了解更多的书体和美学形式，以利于开拓实践其艺术性。从楷书（美术字）的社会应用层面看，大街小巷鱼龙混杂的字库字体已经严重干扰了我们的视野，审美亟待净化。同时，书法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美育培养的一条捷径，因而亟待用科学方法向国民解释书法初阶的认知。

在书法丰富的系统中，楷书只是其中一部分，它的诸多特质的确易于形成规范，却同时也成为自身的束缚。体现在节奏上的匀速运动、视觉上方正结体、整齐划一。

唐代要求科举考试时书法为“楷法遒美”，尚强调遒媚劲美的艺术特征。至北宋“院体”、明代“台阁体”及清代“馆阁体”时期，科举特别是殿试着重书法，考生的楷书书法工拙成为能否胜出的一项标准。“馆阁体”法度严谨，但过度强调到极致实际是对个人自由创造性的一种扼杀。何况科举殿试的最终目的是选贤纳能，长此以往，隋唐时期艺术化的楷书沾染了“伪儒”之范，从而坠入僵化不堪，可谓是“权力审美”对楷书的一种误读。有识之士多发出呼吁：“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是矣”“今楷书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自帖括之习成，字法遂别为一体，土龙木偶，毫无意趣”。

对书法演化的综合性问题刻舟求剑、理解偏颇；书写者的麻木奴化也映射这几个时代的思想禁锢，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末落写照。

金冬心题跋 59cm×24cm

从楷书走向成熟的“二王”时代至隋唐的楷书名家，早已预见这种简单僵化的危害。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显然，王羲之对整饬划一的楷书是十分不满的，并力求改变这种弊端：“夫欲学书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艺术的本质是抒情，抒情即表现生命的律动。书法与音乐作为艺域姊妹是现成的参照，如果说音乐是通过时间表现音质的空间，书法则通过黑白分割的空间记录一个创造者生命的时间。音乐有节奏、旋律、和声、音色，书法有用笔、结字、章法、墨法。在欣赏音乐与书法的过程中，可以领略印证其艺术维度的各种韵律味道。在抽象的时空中，音乐与书法都是寄托喜怒哀乐的载体，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

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云：“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这段文字描述唐代草书大家张旭的创作状态。草书以线性、线质为生命，在动态书体中最为跌宕、不可端倪，通过提按、使转、强弱、虚实的节奏变化，表达书家内心积郁的物象、兴致与情结。无拘无束、放浪于形骸之外。草书浪漫夸张，在情感奔突与激越性情交织下达到精神超越。高明的书家不仅是自我的宣泄，而在时空留存下的笔墨痕迹，可以逾越千载，让后之揽者得到心灵的共鸣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