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芳

母亲出生于1938年，家贫未上学，从小跟着外婆学做家务、女红和农活。18岁时与父亲结婚，分得两间瓦房、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碗柜。母亲不怕穷，因为她有勤劳的双手，还有一身的劳动技能，尤其会养猪。她有信心与父亲一起把家庭建设好。

母亲经常回忆这一辈子的养猪史。她说，分家后，请人在瓦房旁边搭建了一个猪圈，借钱买来两只小猪，把猪圈打理得干干净净，将猪训练得很乖巧。猪拉便时，屁股对着粪坑，睡觉时，躺到稻草上。

那时候，人都吃不饱，想要猪肥壮，必须到处打猪草。母亲除了做农活和家务外，还得去山山岭岭寻猪草。她常常拿着两个大竹篮出去，半天功夫便一手提着一篮猪草回来。她把猪草洗净，剁碎，煮熟，猪吃得很欢。当年底还清买小猪时借的钱，还腌了几刀腊肉，留到第二年农忙时吃。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猪草都被人吃了，便没有养猪。年成渐好，已生两个女儿的母亲又买来小猪喂养，她把大姐和二姐放在一个大桶里，出去寻猪草，回来的时候，两个姐姐的裤子都尿湿了，母亲的眼里流出了艰难的泪水。再难，再苦，再累，母亲也要养猪，因为赶人情、买盐、治病的钱都从猪身上出。

后来，母亲又相继生下两个哥哥、我和两个妹妹，人多住不下，父母想建两间新房，要烧窑出砖瓦，还要买很多树。为筹集买树的钱，母亲连续两年喂八头猪。为了打猪草，母亲每天提着两个大竹篮，走遍了村村畈畈，爬遍了山山岭岭，右手的五个手指因扯猪草都变成了黑色，还划出几道口子。有一次为了爬到悬崖上扯一蓬好猪草，差一点摔了下来，幸亏攀住了一根树藤。跟她一起上山的伙伴说：“你真不要命。”她却说：“我命大，再说我有把握。”

养猪，不仅维持着家庭的各项开支，也蕴含着母亲的希望和梦想。

我九岁的时候，田地分到户。母亲说：“两个大女儿为挣工分只读两三年书，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剩下的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最少要读到高中毕业。”为了挣钱给我们交学费和生活费，母亲每年要养四条常猪，另外还养一头母猪。这么多猪要吃很多东西。母亲与父亲每天起早贪黑，穷扒苦做，种了早稻又种晚稻，收了小麦又插薯藤。除了将自家的红薯藤全部用铡刀铡得细细的，一层叶子一层盐腌好堆在墙角，母亲还要打猪草，还把别人不要的薯藤、烂白菜帮子统统收来给猪吃。为让猪长得肥壮，她精打细算在猪食中掺入糠米、红薯和玉米粉。

有一年，母猪生下九只猪崽后，没过几天就生病死了，母亲心疼地哭了一场。为了把猪崽养活，她每天熬制一大盆米汤，加入红糖，然后把猪崽抱在怀里，像喂婴儿一样，用小勺一只只喂它们。满月后，九只猪崽全部长到十三、四斤，卖了个好价钱。

再后来，大哥高中毕业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二哥、我和两个妹妹分别考上大、中专。母亲自豪地说：“我喂了一辈子猪，终于把崽女的书都送出来了！”

我们相继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六十岁的母亲说：“你们在城里白手起家，十分艰难，我还要继续养猪。”父母每年卖一只猪赶人情，另一只猪让我们兄弟姐妹分食。

母亲七十岁时，病体日渐衰弱，决定不再养猪了。杀最后一条猪时，她打电话让我们回去喝猪血汤。猪杀好后，照例把猪内脏煮了一大锅，味道特别甜。母亲说：“我这辈子喂了多少条猪呀！那些猪是为我们家作了贡献的，它们也听话，一天长一斤，有时不对劲，我自个儿买支药来给它打一针就好了，真还债哪！”说着，红了眼圈。

勤劳的母亲养了50多年猪。母亲的养猪史，何尝不是一部养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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