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惑，林语堂曾指出症结所在：“我认为，现代世界的混乱是因为生活节奏哲学或者任何与其相似的遥远思想的完全缺失”。

先哲们的思想，总能给予身处困境的我们以启示，因为他们的思想凝聚的是在历史变局中历经风浪之后的大智慧。

如果你也时常精神内耗，不妨可以在庄子关于生命观的讲述里找寻答案。

《庄子》一书，是先秦时期庄子学派著述的总集。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源于《老子》相应，庄子的生命思想是继承老子的，老子所建立的自然哲学生命观和辩证的养生思想，正是庄子生命思想的渊源所自。但庄子及其后学对道家的生命哲学作了很重要的发展。

老子养生说是君主圣人之学，庄子的养生说则是以一般的士人、庶民为教育对象。内篇《养生主》即透露出这一点。它针对当时士人阶层旺盛的求知欲和思考风气，提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样的警告，其实是说求名好胜是一种伤生损性的行为。在庄子看来，士人最好的处世方式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尽管后世有些导引之士将“缘督以为经”理解为导引之法，但庄子的原意，只如郭象所释的那样，“顺中以为常”，即前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样一种非善非恶的处世方式。

从这里可以看到，庄子的养生并非普通的养生家的养生，而是将生命问题直接当作现实问题来处理，养生之学亦即士庶的处世之学，其中反映出战国时代现实形势的紧张，颇有点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味道。它以保身、全生、尽年为目的，讲究如何躲避现实中出现的种种危及生命的因素。他以庖丁解牛来比喻这种保身全生之道，生命如锋利之刃，处世如解牛之事：

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将养生的关键置于如何应对生命所处的现实环境，而不放在养生本身，这是他的养生学最有新意的地方。对于普通的养生，庄子称之为“养形”。

《刻意》有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可见他与战国时期已经流行的黄老长生久视派是不同的。纯粹的养形是一种刻意的行为，纵然能养其形，但如不知处世，不知“达生”“达命”之理，仍然无法摆脱根本性的危机，故《达生》云：

“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

这里庄子继承老子反对益生、贵生的思想，否定炼形派的养生行为。“达生”即明白生命的自然之理，“达命”即明白生命的自然之分。“命”的观念来自天司人命，是一种古老的生命思想，先秦儒家继承了“命”这一概念，而加以唯物的解释。庄子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与儒家相近的旨趣。

在庄子看来，“全生”“尽年”即是达命之情，并且还强调生不能自宰，具有“来不能却，去不能止”的性质。养生的根本在于保身，在于为生命选择最佳的处世方式。庄子将此比喻为牧羊者鞭其后。《达生》中的田开之就是这样开导周威公的：

开之曰：闻之夫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谓也？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悬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张毅奔走权门，追求富贵，欲以利禄外养其身，但因“形劳神弱，困而不休，于是内热发背而死”。这个“内热”是指因为陷入某种现实困境而产生的激烈的内心矛盾，《人间世》中叶公子高接受出使齐国的任务，感到棘手时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单豹则属于隐逸避世而求养生之道的一流士人，亦即前所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之人，他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可见养形方面颇有成效，但最终被饿虎所食。庄子以此二人为例，说明无论何种形式的养形，都不知养生之根本在于全生保身，在于如何应付现实中伤生损性、害生丧命之种种危机。

老子虽然反对益生、贵生，但仍在寻求最符合自然规律的养生之道；庄子则真正将生命本身的寿夭变化付之自然，而将养生归结于处世之事。这当然是因为老子是为人君者寻求养生之道，而庄子是为处士提供全生之道。前者无法摆脱延生乃至长生的功利追求，后者则基本上摆脱了这种功利性。

尽管《在宥》篇中介绍了广成子的长生之道，并说他“修身千二百岁”，但这显然不是庄学生命思想体系中的有机构成，而是另一派即黄老养生派的意见窜入《庄子》中的结果。

我们研究庄子的生命思想，要对其主次纯杂善加区分，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它的完整结构和独特的发展之处。庄子纯任自然的生命思想，对以委运任化为宗旨的陶渊明这一派的生命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庄子生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建树还在于死亡观方面。老子的自然哲学生命观重在体认生命活动的自然之道，目的是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摄生方式，因此，老子的生命哲学是一种肯定求生本能的理论。庄子则重在体认生命的物质性，因而把生命本身的病残死亡看作是纯粹的物质变化。这种生命观根植于对自然万物的物质统一性认识之上：“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大宗师》讲子祀等四人为友的一段话，就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庄子这种以生命完全等同于万物的观点。

他们四人相聚在一起，提出一种奇怪的盟约：“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于是“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后来子舆得病，“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已经完全没有人的样子了，子舆却认为这是造物者使然，没有什么可以憎恶的，“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并且说，造物者将我变成任何一种异物，我都因其自然，坦然处之。他说生命之“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又如，当子来有病将死，其妻为此哭泣，子犂却叱责她哭泣惊动生死之化。他对着将死的子来说：“伟哉造物，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意思是说，死亡只是一种物化，化为鼠肝、虫臂，与生而为人，都是天地间的一物，人们没必要爱此恶彼，悦生惧死。他最后说出这样一番道理：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　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庄子用这些寓言故事，生动地阐述了生命同于万物的思想，他的死亡观即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

在《知北游》中，这种死亡观发展为生死气化之说：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生命即是“气”之所聚，死亡则是凝聚之气的还原，所以庄子称死亡为“归根”，回到自然万物之中。因此生不足喜，死不应悲。其所强调者，正是生命是天地万物变化之一体。这种气的思想，被汉代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所发展，形成了一种元气自然的生命本体论。宋代诗人黄庭坚则将其概括为“万物一家”的思想；“庄周，世之体醇白而家万物者也。时命缪逆，故熙然与造物者游。”

但《庄子》中的这种生命思想，带有一种虚无的色彩。也因此，庄子学派中人，有时会产生一种生命的悲情：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

在《德充符》中，庄子借孔子之口，发出“死生亦大矣”的感叹，引起后人的无数共鸣。正是认识到生死为必然之理，生命短暂，庄子才提出超形骸、外生死的说法。《德充符》中的兀者王骀，孔子说他是“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就是强调其道德精神的充实，能够超越于生死之上。

不仅如此，庄子由称死亡为归，进一步发展到以死亡为乐。《至乐》中宣传一种以死为乐的思想，其中一个故事是说庄周妻死，鼓盆而歌，惠子斥其太不近人情，庄子却说：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段话运用自然哲学的语言，具体设想了生命如何由无气、无形、无生至有气、有形、有生，又如何由生而至死的整个生死变化过程，是庄学死亡观最为哲学化的表述。

庄子从生命的物质性这一自然哲学观念出发，得出死亡为物归其根的看法。但他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发挥文学家式的想象，将它形容为“偃然寝于巨室”，或如一个从小就流离失所的人回到家乡，因而他以为人们惧怕死亡的心理也许根本就不对：“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惧怕死亡，也许就像一个从小就离开家乡，对家乡失去记忆的人所产生的不知所归的迷惘情绪，死亡恐怕是生命最彻底的归宿吧：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

与物质的永恒性相比，人类的生命是十分短暂的，物质忽然化为生命，又倏尔死亡，这对于有情感的人类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如果站在物质永恒性的角度来看，人生恰如白驹之过隙，死亡才是永恒归宿。庄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很大，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人生如梦、如寄、如过客的情绪，就渊源于此。文人们常常将死亡想象为永恒的归宿，从而得到一种慰藉。陶渊明《拟挽歌辞》之三所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正是归于万物之根的思想所在。

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增订本）

钱志熙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