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马亲王”马伯庸先生写的小说改编成的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播出后掀起了一股“长安热”。剧中展现我大唐盛景的镜头华丽无比，每位观众看了都热血沸腾，幻想着能“梦回大唐”——“一日看尽长安花”。雷佳音饰演的“不良帅张小敬”，集合了“仁、义、智、勇、忠”，是大唐版的“007”破案高手。还有易烊千玺饰演的“靖安司李必”，也是个“身系天下”的爱国青年。但是本文所写的并不是他们两位，而是男三号“靖安司书吏令徐宾”。

剧中的徐宾，据说是自己研究创造出了唐代最厉害的数学模型——“大案牍术”。此方法可以破案、预测未来，基本上可以说是“算无遗策”。仔细思考的人就知道这就是唐朝的“大数据系统”。但是这个“大案牍术”也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大数据”，我只是想从另外一个侧面——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下长安城里真正的危机。

在剧中，徐宾被李必当做“内奸”停职之后，回到自己家的作坊——制作“竹纸”的地方，欣赏着自己多年的心血，李必跟踪进院。他们之后有一段对话，个人觉得值得去深思。这段对话简单的说就是：徐宾认为，大唐的税制的执行情况，要依靠基层录入吏对人口数据的及时更新，但是登记造册的纸张供给量不足，导致基层录入吏无纸可用，结果就是数据断档，问题积累严重，最后国库空虚。所以徐宾变卖产业改良造纸术。

徐宾认为的大唐危机

徐宾透露的唐朝税收体制

这段简短的对话透露出一个经济问题——人口数据的不准确性导致了唐朝的税收制度崩溃。徐宾透露出唐朝的税制是“租庸调制”，简单点说就是皇上把地借给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种地之后缴纳地租给朝廷，每年给国家不时的做些免费的劳务，比如修河堤，造宫殿，然后还要给皇帝上点贡。这套税制的基础就是租田的人口，肯定是租田的人口越多，朝廷收的税就越多。如果唐朝时的劳动力人口是正增长，那肯定是国库充盈，但是如果人口数据十几年不变，甚至出现减少，再加上皇帝大手大脚的花费在买荔枝和搞演奏会上，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国库急剧缩水。在这套税制体系里面，最核心的还是那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人头税”，按照登记的人口数量来收税。这又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租田的人口会减少呢？唐朝太平了百来年，人口肯定是增加的啊！这个问题其实在大量的唐诗中就有答案。王翰的《凉州词》中叙述道：“葡萄美酒夜光杯”，葡萄酒和夜光杯都是舶来品，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输送到中土。盛唐时候由于唐朝的开放性政策，人口的流动性加大，商业、运输业、服务业发达，从而依靠土地生活产出的人口减少，但是朝廷对于国际间的物品交换却没有采取合理的缴税制度，更多的是通过行政批文的手段来控制，这就导致了虽然民间的经济交流频繁发达，但是国家却没有相应的手段来调节市场，以及把握人口流动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唐朝没有正经的“关税体制”。一方面是依地而出的收益日渐减少，一方面是民间的经济越发壮大，结果就出现了剧中的情况：许鹤子的花车绚丽无比，严太真的茶盏居然有豁口！

税收体制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和国家命脉息息相关。宋朝的“澶渊之盟”，表面上看是宋朝给辽国“岁贡”，其实是双方之间互开边贸，进行生意往来，朝廷从贸易中得到税收，国家富强。南宋之后，虽然陆上丝绸之路被断绝，但是依靠着半壁江山，南宋发展出了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出口大量的瓷器、纺织品，皇帝有钱了照样是“西湖歌舞几时休”，朝廷依旧可以获得大量的税收对抗金兵。元朝的税收就更直接了，就是收取“关税”。在美剧《马可波罗》第一集中就出现了：马可波罗一行人被抓获，带去见忽必烈可汗的时候，可汗最后允许他们在中国行走经商，要求就是给他交税。到了明朝，中国开始逐渐的落后于西方，有人归于“闭关锁国”，其实很大原因是朱元璋实行了历史上最严厉的“户籍制度”和“农耕为本”。限制所有人的户籍，世代不许变更，农户只能是农户，此生都不能离开户籍所在地。这导致了税收制度依旧是采用“人头税”，“闭关”导致了全球贸易被禁止，物物流通渠道阻塞，关税尽失，结果成就了一大批的海上贸易集团——海盗！产生的走私犯叫倭寇，朝廷还花费巨大去灭倭，其实大部分都是走私贩子。

清朝初期的税收制度还是依赖“人头税”，以致于民间流传“康熙康熙，吃糠拉稀”这话。腹黑的雍正上台推行新政-“摊丁入亩”，就是为了解决“田多人少零纳税，无田人多无税可收”的状况，将“人头税”放入“田赋”中，田多的多纳税，田少的少纳税，根据实际产值来收税，比起死板的“人头税”先进一大步。同时横向对比下西洋国家，当时的英国法国，也是封建时期，但是人老外的国王、公爵什么的可没有天朝的皇帝舒服，因为人家人口少，收“人头税”能有几个钱？而且各自的封地都是各自的财产，小地方的领主不就要饿死了么？动脑筋啊，可以做李逵的买卖——留下买路钱！从我这道关卡过必须交税，高大上就叫“关税”吧。另外货物流通了，商人赚钱了我领主也要分点，收点你的保护费，这样吧，你赚取的部分叫增值部分，商人的税就叫“增值税”吧！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税收制度就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趋势，一个继续沿袭着土地化的农业社会，一个就发展出了高度追求商业化的资本社会。

长安的危机不是纸张缺乏引起的，而是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引起的。眼光看到现在，特朗普在全球范围搅动的“关税大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美国内部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这场大战中，吃亏的肯定是那些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国家，例如墨西哥、阿根廷，他们的农产品单一，市场依赖性强，利润低。而工业化强度较高的国家，由于产品附加值和利润高，所受到的冲击影响肯定是最小。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快工业化强国的步伐，以工业、以科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