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国

庄士敦一生以书为伴，终身未娶，由此引发人们好多猜疑。其实，他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不仅有过多次的恋爱史，而且还与四位女士有过同居生活的经历。

庄士敦的第一个恋人是一位英国女歌唱家。1912年夏天，骆克哈特的女儿玛丽娅的好朋友、英国女歌唱家爱丽丝·瓦尔特来威海卫消夏。在威海卫政府官邸举行的晚会上，这位身材纤细、一头秀发的美丽女子，以迷人的歌喉吸引住了热爱音乐的庄士敦。他成了爱丽丝演出的常客，频频向爱丽丝发起攻势。尽管庄士敦比爱丽丝大17岁，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一起偷偷溜进官邸后面的中国墓地内作诗，共同享受着温馨而浪漫的时刻。但两人最终不得不分手，因为爱丽丝坚持要到巴黎发展自己的演唱事业。留给庄士敦的，只有一段短暂的甜蜜回忆。

两年后，又一位女士闯入了庄士敦的生活。1914年，庄士敦回英国休假后返回中国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名叫多拉西的女人，并被这位漂亮的女人所打动。两人在香港登陆后前往北京，公开同居。然而，多拉西不可能与庄士敦结合，因为她来中国的目的是同她的未婚夫结婚。这次短暂的邂逅，给庄士敦留下的，只是无尽的痛苦。几乎十年过去了，内心依然会引起阵阵伤痛。他曾悲伤地写道，自己“非常喜欢她，直到现在这种感情依然不变。可她同别人结婚了。糟糕的是她现在很后悔，一点也不幸福。她现在生活在中国。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任何人……我本希望有个孩子”。

与庄士敦相恋时间最长的女性是爱琳·普瓦沃。1921年6月，庄士敦在溥仪赐与的北京西山樱桃沟别墅接待了一批从英国来的客人。其中一位是历史学家爱琳小姐，彼此间的共同语言使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自此，他们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1926年，庄士敦回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委员会的事宜时，又拜访了聪慧美丽的爱琳，当时她在伦敦执教经济学。1928年10月，40岁的爱琳·普瓦沃来到威海卫，同56岁的庄士敦住在了一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引起被庄士敦得罪过的传教士们的反感。一位名叫格列莎姆的新西兰传教士曾严肃地问他：“是否同自已的外甥女住在一起？”弄得庄士敦好不尴尬。在此期间，庄士敦向爱琳求婚，但爱琳要去日本参加一个会议，不得不远离了他。1930年10月，威海卫交还中国后，庄士敦回到伦敦，当年12月他们订立婚约，拟于1931年1月结婚。然而，回国后的庄士敦忙于四处访亲会友，接二连三地推迟婚期，冷落了他的未婚妻。一年后，爱琳决定解除婚约，双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庄士敦的最后一位恋人是一位有夫之妇，名字叫伊丽莎白·斯巴索特。1934年，庄士敦因《紫禁城的黄昏》的出版而名声大作。素不相识的伊丽莎白写信给庄士敦，求见书的作者。庄士敦同意了。不想他一见钟情，很快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身材修长、面容姣好的女人，伊丽莎白的回应同样是积极的。

41岁的伊丽莎白一战期间同汤姆·斯巴索特结婚，并于1918年生下了女儿杰西嘉。在认识庄士敦时，伊丽莎白同丈夫的关系已经破裂，但仍然保存着婚约。婚外私通在当时的英国，是一件有毁名誉的事。因此，庄士敦在向朋友介绍伊丽莎白时，把她说成是寡妇。1934年9月，庄士敦在苏格兰买下一个名叫艾伦的小岛，将岛上的一处简朴的农舍进行了改造，在那里居住下来。1935年夏，伊丽莎白搬来岛上，在伊丽莎白的离婚案中，庄士敦曾作为共同被告被传讯。两人在共同生活了近一年之后，决定在1938年10月，即庄士敦64岁生日时结婚。然而，1937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庄士敦病倒了。最初的诊断结果是肾结石，并在1938年2月20日做了手术。但医生随即发现，他的一只肾已丧失功能。庄士敦的病情急转直下，于3月6日去世。生前，他曾要求伊丽莎白为他写一部传记，并留下了完整资料，其中有他所有的旅行记录，以及全部完成和未完成的手稿和大量书信。然而，庄士敦死后不到五个月，伊丽莎白便将岛上的所有资产卖掉，并毁掉了所有资料。

庄士敦婚姻的不成功，有诸多外部与自身的问题。

首先，狭窄的生活圈子影响了他的择偶范围。自24岁到中国，庄士敦在异国的土地上连续工作、生活了32年。其中的16年时光是在威海卫度过的。当时的威海卫虽是英国管理的租借地，但在威海卫生活的外国人并不是太多。据1921年的人口普查，长期在威海卫生活的外国人只有247人，其中英国人只有150人。如此狭窄的生活圈子，使他少有机会同适龄的英国女子打交道。上述与之有过交往的四位女子，没有一个是在威海生活的。要知道，在威海卫的16年，正是庄士敦人生旅程中风华正茂、敲定个人婚姻大事的最佳时期。

其次，庄士敦孤僻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对外交往。学生时代，他“自私、好唱反调而又沉默的个性”，就被同舍的同学认为是“一个极难相处的舍友”。在香港，他与牛津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克莱门迪（1925年任香港总督）住在一起，然而，四个月后，克莱门迪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搬出这所房子”，“庄士敦还保留着自己在牛津大学时的所有缺点……不可能与他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而庄士敦在威海卫时期的同事，则称他是一个“愿在野地里生活的怪人”。庄士敦有学问、有能力，但其独立特行的性格，时常遭人忌恨，与同僚的关系非常紧张，除了行政长官骆克哈特，他几乎没有可以倾诉交流的对象。我们无法估计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与女友的交往，但这种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第三，与传教士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他在英国的威信。庄士敦崇尚中国文化，崇拜儒家思想。在西方人圣诞节的狂欢之夜，他却到中国的寺庙探古访幽。更为“大逆不道”的是，他公开反对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宗教，且比西方宗教先进得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纯属多余。这样的言论自然遭到西方传教士的猛烈抨击。庄士敦在英国屡遭斥骂，为他寻找自己的配偶，增加了几分难度。

第四，十足的书生气影响了他的爱情结出硕果。他曾讲道：“书是我最好的妻子，它可以伴我一生而不用我侍候它。”的确，他将大量时间用在了阅读书籍和钻研学问上。到上海休假，他钻进图书馆，十几天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执着的求学态度固然令人敬佩，而他的傲气也随之增长。他服气的中国学者不多，包括胡适他也没瞧在眼里。与爱琳四年的苦苦相恋，应该说是他最理想、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婚姻。而到了约定婚期，庄士敦又急于到中国拜访溥仪，使爱琳的自尊心大受伤害。《紫禁城的黄昏》出版了，爱琳也离开了他。

综观庄士敦所交往的四个女人，与伊丽莎白的交往应该说是最错误的选择。庄士敦最亲密的师长与朋友骆克哈特曾明确地提出过反对意见。起初，骆克哈特还仅仅是认为“这个女人令人厌恶”，“当知道她是一个有夫之妇后，便愤怒到了极点”。为此，骆克哈特和庄士敦发生过一场严重的争吵。几个月后骆克哈特去世，临终也没有与庄士敦和好。庄士敦希望伊丽莎白给自己写传记，结果不但传记没有写成，连所有的资料都被化为了灰烬。

这是庄士敦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