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曾这么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的答案是减税。纵使轻敛薄赋是古来政治家的理想，在非常时期之间，却也往往不得不加敛于民，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间永远无法磨合之处。
在面对政权危机的当下，也大多选择支持某种程度的增税。如何在暴敛与轻赋间取得一完美平衡，如同走钢索般惊险而不坠于地，则是一个为政的艺术，稍不小心，则陷入了“总无名之暴赋”的陷阱中，成了连盗臣也不如的聚敛之臣。
鲁哀公
中唐以来版籍帐册早已失实，面对动乱之下，陆贽也不得不承认加赋乃一权衡清楚下的决策。如何取的巧，取的刚好，取的让人民心服口服，便是一个执政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陆贽盛赞租庸调法名目清楚，“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家则有调”，虽然颇为复杂，但条列的清楚明白，纵有加税，亦有其名目。
租庸调
在这个部分，他虽然从未表明，但其所长和所处之立场，与刘晏大致是相同的，其重点在于以租庸调为原则，在不加税的前提之下，整合分配资源。这个理财方式或许颇有大用，却也往往有着繁复的缺失，无形在过程中充满了人治的色彩。
安史之乱
纵使如此，各种额外的负担仍旧不断的增加，这也是安史之乱开始至两税法实施之间一个不得不的趋势，这出自于朝廷所需要的开销日渐增加。在正税之外，便出现了各种加征的名目，或许稍微填补了国库的空洞，实际上却也苦了人民。
唐代窖藏金银
对于农民而言，他们痛苦的来源除了税额的增加，更多是来自于日趋复杂的各种杂征，“旬输月送”实在让他们不堪其扰。为了让人民有着更加简便的赋税方式，才会有两税法的出现。因此两税法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便在于其纳税方式的简便，在此成了“总无名之暴敛”的关键，重点在于赋出无名，又以此为长久之计。针对此点，陆贽甚至这么攻击：“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这只是两税法赋出无名的部分。
陆贽
至于暴赋的部分，两税法下唐代农民的赋税支出，确实较租庸调时期高出不少，单是谷物的支出便由2.8石增加至5.16石，多出了将近一倍。两税时代不征收布帛而收钱，折算之后也有7.78贯，即7780文钱。
依据陆贽的记载，两税法初行时每匹布可折3200-3300文钱左右，在此以3250文钱计。租庸调法时代平均每户要缴纳2.5匹布帛，约值8250钱，虽比两税法时代多出了470文钱。再扣掉米价折算后，确实较租庸调法的时代略有增加，但还称不上是暴敛。经过了数十年，到了陆贽的时代，物价有所波动，布帛从原本3200-3300的水准降至1500-1600文钱之间，单是布帛的缴纳便凭空多出了一倍。到了这个时候，虽然朝廷无意暴敛，数十年间的转折却也够让农民生出这样的感受了。
陆贽本身是支持租庸调法的。他承认国家的动乱是时弊，却不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租庸调法。只要国家的状况恢复稳定，他是支持回复租庸调法的，或者依租庸调法的精神令创新制，绝非如同杨炎一般切断了与过去制度连结的再造百度。更重要的，是租庸调法除了征收税目清楚明白外，更是保留了先王建制以来的基本精神，即薄敛与为民治产。
很可惜的，陆贽多少回避了中唐以来租庸调法实施的问题，而租庸调法的顺利执行与否，与均田制是攸栖相关的。高宗以来已经渐渐无法管理永业田的买卖，玄宗朝励精图治，或许略有改善，实际上却也没有太大的变革。至少在出土的敦煌土地文书中，我们无法看到土地分配的问题有改善的趋势。如此渐行恶化，是一个社会发达下的结果，造成的便是如同杨炎所说：
纵使没有安史之乱，租庸调法早已只见于空文，而非确实执行的法令了。陆贽强调了安史之乱等内乱造成的时弊，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已然难以实施租庸调法的事实。况且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租庸调法对于广占土地的人而言确实是薄敛，对于地狭田窄的一般农民而言却是相当的不利。均田制发展的结果，已然使的就有薄敛的精神荡然无存。
古籍上的均田制插图
在国家财政的整体规划上，两税法与租庸调法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歧异，那便是赋税征收与国家预算支出的原则，由原有的量入为出，一举转变为量出制入。有关于“量出制入”的税收制订原则，虽早已存在朝廷的财政体制中，光明正大的提出来，杨炎倒是第一个人，这却也是两税法最受批评的原因之一。
若简单的从字面上理解，“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两者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歧异，在此也却实有必要稍作探讨。
“量入为出”是儒家的财政思想，见《礼记‧王制》：
以三十年的平均收入决定国家的开支，这也考量到农民负担能力的水准，依据这样的方法，可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农民也不会有贫困的问题。有关今日农民税收的负担能力，纵使在统计方法普及且发达的今日，依旧无法清楚计算出其负担能力的上限。这毕竟涉及了相当广泛的问题，各种因素皆会改变农民的赋税负担力。
古代推税票
在丰年时，农民的赋税能力自然较高，到了荒年时，纵使是粒米之征也会被视为无理的横征暴歛。这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中，却不是个核心议题，多数的政治家都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以为“什一之税”便是最合理的税额。
十分之一的比例，当然不是一个精密计算后的结果，只是古代政治思想家依据其经验，大概摸索出来的上限数额。就制度上来看，历代的政权也奉行这样的理想，努力将税收的数目压低至百分之十以下，甚至远低于该数额。一方面强调了本身的德政，也加强了其政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另一方面，以农民的税额负担力为基础进行征收的计算，也隐含了古来以民为尚的施政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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