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人们在博物馆亮丽橱窗里欣赏甲骨时，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惊险而坎坷的命运。这些具有传奇经历的甲骨，经过半个多世纪劫难后，作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向世人陈述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份沉沦与奋争。（文丨朱七七）

山东博物馆珍藏有五千余件商代甲骨，数量多，学术价值高，在全国博物馆中名列前茅。根据已故著名甲骨学家、历史学家胡厚宣先生的鉴定，国内的甲骨收藏，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之后，省级博物馆中便要数山东博物馆了。

说起这些甲骨文，不得不说说那些有惊无险的故事。

罗振玉旧藏甲骨，险入日本人之手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山东胶东行政公署派干部去东北地区巩固地方政权，接收敌产。公署干部高兢生带领十几人到大连远东炼油厂执行任务。他们发现炼油厂内，一名日籍工程师迟迟不肯随日本侨民撤离，接连几天在厂区徘徊，并十分留意厂区里一个四面焊死的大铁箱。箱内何物？无人知晓。这引起大家的怀疑，就用铁凿撬开铁箱。铁箱一开，人们惊叹不已，原来里面装有73个木制小抽屉，11个布制小盒，嵌装有1219片甲骨。高兢生等人分析，远东炼油厂是海上码头，此箱应是日本人战败欲运走而未及运走的东西。胶东行政公署各救会会长张修己得知后打电话叮嘱：“务必妥善保管，待机运往胶东。”由于当时大连由前苏联军队管理，环境特殊，解放区干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将这箱甲骨运到山东栖霞保存。那个神秘的日本人在甲骨被发现后，失去踪影。

1951年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撤销时，把所藏甲骨交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包括这批甲骨。后来省文管会与省博合并，这批甲骨成了省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胡厚宣鉴定这批甲骨时，发现这正是抗战时期不知去向的著名金石学者罗振玉所藏甲骨。甲骨经什么人之手，又是什么人将它们藏在日本人工厂的大铁箱里，现在已很难弄清楚。但据日南满铁路档案，日军侵华期间，曾秘密将掠夺的中国文物从东北盗运回国。这批珍贵的甲骨，应是日本人没来得及盗走的遗留。

加拿大传教士旧藏，历经风险“二次出土”

提到山东博物馆馆藏甲骨，有个外国人必须提及，他就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明义士1885年2月23日生于加拿大，原名叫孟席斯·詹姆斯·梅隆。

1910年，明义士接受加拿大教会授予的牧师职务，来到中国传教。他在河南武安、彰德等地调查收集文物，后得知殷墟一带出土甲骨，便大量收购。据传搜集到五万余片，成为收藏甲骨最多的外国人。1933年，明义士到齐鲁大学教书，他从历年藏品中选出一部分，由安阳运抵济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离开齐鲁大学并带走许多珍贵文物。来不及带走的文物装箱封存在齐鲁大学。

这批封存于齐鲁大学的文物此后历经风险。1942年，日军占领齐鲁大学，明义士的朋友们将藏品分别存放，其中一箱甲骨藏在学校金库里，其他埋于校园各处。同时绘制两张方位图，正本转交明义士，另一份由外籍传教士安德鲁保存。从后来的书信中可知，藏品被至少存放于五个地方。与被日军盗掘的历史文物和图书相比，这批文物得以免遭日军劫掠，实为万幸。1952年，将要离开中国的原齐鲁大学英籍校长林仰山向学校交出这份绘制于1942年、标有明义士甲骨埋藏位置的“藏宝图”副本。按照图中指示，发现文物140箱、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有文字的3668片)。至此，明义士收藏的甲骨经过二次出土，重见天日。这批甲骨虽大多都是小片、碎片和无字甲骨，但能重见天日，也实属万幸。

王懿荣，甲骨文之父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商代文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是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它的发现过程十分偶然又富于戏剧色彩，和山东人王懿荣关系密切。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45年-1900年)得了疟疾，派人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刻划着符号。对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他派人到达仁堂，用高价把药店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搜购，共收集1500多片。他研究分析后认为，这并非“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确认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这一发现引起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后来，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出逃，王懿荣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后人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王懿荣纪念馆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福山区建成，以纪念他的功绩。

甲骨文被发现后，古董商人为垄断财源，对于甲骨来源秘而不宣。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他派亲属去求购，又亲往安阳考察。先后搜集到近两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学者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