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伟大导师列宁誉为“中国改革家”的王安石，字介甫，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变法宰相。

王安石人如其名，人如其字。“安石”，安然挺立一巨石。而“介甫”的“介”，则是坚硬如磐石般不肯改变，还是石头。

他的性格，为人处世，和石头毫无两样，一旦认定了方向，谁也无法改变，说好听了是“不屈不挠”，说不好听了，是“固执”。

把王安石说成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肯定是冤枉了他。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和他个人执拗的性格有关！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北宋立国已逾百年，表面繁荣的背后实则暗流汹涌。北宋奉行享乐主义，但朝廷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人多钱少的局面一直困扰着北宋朝廷。熙宁二年开始，王安石密集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若干新法。但是，王安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原来为民谋利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从安民到害民，一字之差，无数百姓生灵涂炭，这是理想主义者王安石所没有想到的。但是理想主义者只关心整体，不关心局部，只关心如何将改革进行到底，而不顾及其他。王安石相信目的正义是终极的目标，而不去关心手段是否正义。因此，尽管王安石承受着来自朝野上下的压力，他决心排除万难把改革进行到底，纵然前路漫漫，但他将“虽千万人，吾往矣”。

王安石的智商惊人，但情商实在不咋地。有一个理论，一个人的成功，智商占20%，情商占80%。这未必科学。但我们知道，智商决定了人能不能做事，而情商则决定了人能不能把事情做好。理想主义者王安石是个特别简单的人，就像大熊猫永远拍不成彩照一样，他的世界是黑白二元色，他的价值判断只有好和坏，是典型的直线思维。他和他的改革团队是正义的化身，除此之外，都是反正义的一方。在这种“非黑即白”思维的指导下，王安石秉承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反对派及中立派实施残酷打击，从而开启了宋代腥风血雨的党争的序幕，北宋朝廷成为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决斗场。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和王安石同样执拗的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至宋徽宗时期，以蔡京为首的一帮宵小又打着变法的旗号，尽废旧法，到南宋又重回保守路线，反正是有宋一朝，路线一直摇摆，政策朝令夕改，在无休止的内斗中耗尽了北宋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过河”。

王安石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天不怕地不怕，为了改革，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提出了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三不足”理论，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虽然这些是否真为王安石所说，至今仍有争论，不可否认，这些话确实符合王安石的性格逻辑，体现了他誓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毅力。天变以及祖宗之法本来就没有不可改变的道理，但是“人言不足恤”，却是极其危险的。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舆论是社会公器，是社会的守夜人，但王安石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把朝廷内专门负责监督的都察院官员全部换成自己的一帮人。现在我们用脚都能想到，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逻辑是多么的荒谬。以王安石的智商，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但是为了顺利推行新法，王安石再也听不进不同的声音，或者说，他已经不准备听任何关于新法害人的指责了，取而代之的是“哪来的异端，一棍子打死”。

在朝为官，最忌讳的是与同僚格格不入。王安石偏不，他独行特立，自己认准的事儿，坚持到底。

王安石的新法，初衷是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加强基层管理和国防建设、抑强扶弱，效果也很明显，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都是允许发生的小问题。

欧阳修不满变法，向神宗辞职，有大臣劝神宗挽留，安石说：“欧阳修攀附韩琦（韩琦反对变法），盛赞韩琦是社稷之臣。如此之人，在一郡坏一郡，在朝廷坏朝廷，留之何用！”富弼阻挠青苗法被免宰相，安石怒斥不足以阻奸邪，以至于把富弼比作远古大奸臣共和鲧。

占星官尤瑛说天象变异，最好罢免王安石，安石索性判他黥刑发配远地。唐坰是安石举荐上来的谏官，也反对变法，安石大怒，对他顶格处分，最终死在贬谪的路途上。文彦博是政坛上的巨擘，说市易法与民争利，安石把文彦博驱逐出京师。

上述人等，都是朝廷重臣，有对王安石有恩者，有的是安石的老领导，有的是好朋友，但都触犯了安石的禁忌，就是反对新法。在王安石眼中，谁和新法过不去，谁就和他过不去，他要坚决打击。

王安石这块儿强硬的石头，其坚强的性格表露无遗。从满朝反对中可以看出，若想碰一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该有多难；也可以看出，若想真正为国家、为百姓做点儿好事、为底层人民谋点儿利益该有多难！

百官群臣好对付，难对付的是皇帝。神宗在坚决支持王安石的背后，也数次动摇不定。宰相韩琦反对变法，神宗似对新法有疑虑，急得王安石以辞职相逼。有一年，部分地区出现烈风，百姓震恐，不由得把恶劣的气候和王安石的新法联系到一块儿。神宗赶忙下令减省政事，安石担心此诏令一旦下达，地方上落实新法会有懈怠，就擅自把这件诏书扣留下来。

神宗耳根子软，害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干事不自信，胆子小，他听说有人为了躲避保甲法断指断腕，找来安石询问。安石安慰他：“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足为怪。如今士大夫看到新法实施，尚且指三道四，何况是普通百姓呢！开封府二十五民户，不可避免有愚蠢之人受到蛊惑，干出蠢事，岂能因为一两个人的极端行为就不敢有所作为了呢？”神宗不放心，说：“民间言论听任其发展，则兴盛，不可不畏。”

还有一年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临朝嗟叹，坚持新法的意志更加动摇。王安石给神宗打气：“水旱灾害，即使尧舜时代也不可避免，此不足以招致陛下忧虑，我们应当做好应对工作就好。”神宗愁眉不展：“饥民流离失所，岂能视为小事儿？我担心的，正是应对工作没做好。如今，百信怨望赋税过重，非议四起。自近侍之臣至太后家族，无不言新法之害。两宫皇太后以至于涕泪交横。”王安石听到这里，心想连皇太后也开始反对新法了，心中不禁连连叫苦，求神宗好好开慰太后。不久后，神宗还是经不过太后的质疑，只得罢免了王安石的职务。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免。

王安石对自己失去权力并不挂怀，他担心的是新法的继续实施问题。离任前，他请求神宗任用自己的得力助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任用支持自己变法的韩绛代替自己执掌政权。此二人不负安石厚望，都认认真真执行变法政策，守旧派讽刺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一座堡垒的崩溃往往从内部开始。王安石变法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原因在于吕惠卿有野心，希望独专政权，他开始打击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同时借其他案件陷害安石。韩绛发现吕惠卿的企图后，劝神宗速速召安石复职。安石得到神宗召唤，日夜兼程，赶回京师。在他心中，新法的实施，是值得星夜兼程的重要事情。

王安石复职后，借机消除了动机不纯的吕惠卿，把他发配地方。但是，王安石万万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栽倒在吕惠卿身上。

问题出在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身上。对于吕惠卿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安石看得很开，他只是把吕惠卿移走，省得阻碍变法便好。王雱却不满足吕惠卿仅仅被驱逐出京，他要的是吕惠卿坐牢。王雱和自己的门客密谋，由谏官邓绾（王安石集团成员）调查吕惠卿的问题，再做一些渲染，呈交神宗，把吕惠卿打入诏狱。

谁知计划被一个小吏泄露给吕惠卿。吕惠卿赶紧写了诉状揭露王雱陷害自己。尽管王安石百般辩解，神宗已经开始厌恶他。安石回家问儿子，王雱只得实话实说，安石劈头盖脸一阵臭骂。谁料，这王雱也是刚烈之人，不久竟然气死了。

儿子去世，像一柄千钧巨斧，把王安石这块儿坚硬的磐石击碎。他心力交瘁，彻底对政权失望，向神宗递上辞呈。神宗顺势应允，自此再未召复原职。

王安石去世时，享年六十六岁。他一生刚强自信，知识渊博，口才极佳，为了变法革新，在朝堂之上舌战群儒，引经据典，辩驳得满朝文武无话可说；对待反对变法者，他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反击，连朋友和恩人也毫不放过；他做的一切，不过是“国富民强”四个字。尽管新法也非尽善尽美，但至少他的动机是好的，为了国家，为了底层小民，而且也取得了成效。他的变法最终失败了，但毫无疑问，他是伟大的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