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是古代贤君的代名词。正如孔子所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根据儒教学者记载，尧帝是天子，却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贤能，将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条。更令人赞叹的是，尧还不贪恋权位，将帝位禅让给舜，而不是自己贤能的儿子——丹朱，创造了千古佳话。

然而在西晋时，战国时期魏国的官方史书——《竹书纪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这本史书中，有多处记载与司马迁的史记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谓的禅让。书中说：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简单来说，尧并不是自愿将帝位禅让给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结果，而所谓的禅让不过只是个童话。实际早在《竹书纪年》出土之前，曾强迫汉献帝禅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对尧舜的故事提出质疑。他在登上帝位后曾说出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尧舜之事，今日方知”。

在他看来，自己以武力逼迫汉献帝禅位，尧舜的禅让恐怕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到这里，许多读者或许要提出疑问，司马迁《五帝本纪》与《竹书纪年》，到底谁是真的？

在民国以前，尧舜本是不容置喙的信史。但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疑古学派的兴起，缺乏文物以及文献佐证的尧舜逐渐成了传说中的人物。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尧舜的历史又逐渐有变为信史的趋势。

1978年到1987年，考古学者在山西临汾地区发掘出大量墓葬，其中有9座是贵族墓葬。其中还发掘出大量精美的文物，而学者们将这块古文明区域命名为陶寺文化。进入2000年，陶寺文明的城墙、城市逐渐出土。经过测算，陶寺文化的规模十分宏大，其都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建立有宫殿、宫城、贵族居住区以及平民居住区，阶级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在很多学者看来，这座被深埋在地下的城市，正是传说中的尧都。

学者王震中认为，陶寺文化即尧都主要有三大理由：

其一，从时间上来说，陶寺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100年之间。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朝大约建国于公元前2040年。而尧帝，就活动于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40年之间，时间是能够对应的。

其二，在陶寺文化的多个贵族墓中，发现了多个龙纹彩盘，显示出鲜明的龙崇拜。这些精美的彩绘陶器，可被视为陶礼器。彩绘龙盘也应该是其重要礼器之一。自古以来，龙在中国的地位十分崇高，往往意味着君权与神权的结合。由此看来，陶寺在远古中国诸城邦中地位不低，或许是诸方国中的霸主。

其三，陶寺文明程度极高，疆域广大，达到1750平方公里。除了都城外，还掌控有54个大小不一的聚落。如此强大的国势，正好与尧帝天下共主的身份相重合。

因此很多学者开始认为，陶寺文化的发现，印证着尧、舜两位帝王将由传说转化为信史。中国文明的上限，还可以从夏朝再往前推1000年。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发现，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陶寺文明突然陡然间衰落：首先，都城沦为普通的村邑；其次，而且其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宫殿和祭祀建筑遭到摧毁，贵族墓葬遭到了全面的摧毁和扬尸。

更奇怪的是，在晚期灰沟遗址中，还出土了30余个人骨，分布杂乱，在骨头上还有多处砍痕。因此学者们断定，陶寺文化的衰落或许与一场战争有关。

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或许发生了一场内战，其性质可能是奴隶或平民的起义。不过也有学者，例如田昌五等人认为，这或许是外敌入侵的结果。联系到《竹书纪年》的记载，陶寺的衰落会不会就是舜帝造成的结果。

陶寺文化，处于中国的龙山时期。而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当时的中国处于“万邦”时代，还没有形成夏、商、周类型的王朝国家。而尧和舜，分别是不同邦国的首领。在舜兴起之前，尧所衰落的邦国较为强大，是众多城国中的盟主。但是到了尧帝执政晚期，舜帝逐渐强大，从尧帝手中夺过了盟主的位置，而这也是“舜逼尧”事件的由来。当然，舜对尧的逼迫绝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必然伴随着战争，而尧帝统领的陶寺文化，也就在战火中衰落了。

然而不久后，舜帝的共主地位又为大禹所侵夺。相比于尧舜，大禹的武力更为强大，最终建立了家天下的王朝国家。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儒家学者的粉饰，尧舜禅让成了一个难以被质疑的政治童话。但从远古政治规律来看，和平的禅让是很难实现的。

参考文献：

1.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

2.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