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吴大羽女儿吴崇力和儿子寿崇宁参加了工作，吴大羽夫妇只能依靠子女的工资收入艰难地维持生活，在其学生芮光庭的帮助和联络下，吴大羽曾为出版社画过《万能的手》、《石头孩子》等连环画册，但却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是以“元昔”之名代替。

1953年6月，上海文史馆成立，主要接收和安排具有文史专长和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为馆员，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张元济被任命为馆长，丰子恺、林风眠、颜文梁、朱屺瞻等人都被安排为馆员，但吴大羽却没有被安排，时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副主席赖少其曾给吴大羽写信，安排其临摹了两幅油画，让其得到了200元稿费，也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资助吴大羽。

吴大羽写给林风眠的信

1956年暑假期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冠中到浙江绍兴写生，在返京途径上海时，专程到吴大羽家中看望恩师，这给深陷困境中的吴大羽以极大地安慰，彼此之间有了更多探讨艺术的话题，吴大羽将自己近几年来对艺术的思考，撰写成长篇杂文《多话：1949—1956》，并继续保持给吴冠中写信的热情。

1958年春，吴大羽与赖少其、林风眠、关良、陈烟桥、邵克萍等画家到上海东郊参加生产劳动，还被安排到同济大学建筑系担任色彩教学，但这一工作仅维持了半年就结束了。

自从吴大羽失去工作并蜗居上海以来，并没有放弃作画，但画幅都比较小，数量也很少，由于其岳父所留房子被安排多户人家居住，吴大羽只能在狭小的亭子间作画，这一时期的油画作品主要有《伏案少女》、《镜中像》、《红花》、《少女头像》、《东风草图》、《菊花》等等，而这些作品似乎都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红花》

1959年10月，上海美协举办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美展，吴大羽创作了一幅油画《花》，作为参展作品，这还是吴大羽擅长和喜欢的题材。

1960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丰子恺被任命为院长，但画院成立过程却颇为艰难，竟历经了四年的蹉跎岁月，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少画家的生计陷入困境之中，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为老艺术家提供薪资并传承其艺术，吴大羽与林风眠都是这种状况的代表性人物，上海画院成立之后，曾汇聚了刘海粟、林风眠、傅抱石、潘天寿、陈之佛、丰子恺等几十名画家，但是吴大羽却不在其中，其个中原因颇耐人寻味。

吴大羽

1960年9月，上海市美术学校成立，吴大羽被聘为油画系教师，但只是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因教育思想与时代主流相去甚远，因而又被迫回家赋闲。

1961年7月，吴大羽创作的《花》入选《上海美术作品选》画册，1962年5月《红花》又入选第三届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而这一时期的油画作品有《风景》、《女孩》、《花物》、《向日葵》、《番瓜弄》等，从这些作品的标题和内容来看，也是没有反映时代风貌，从中可以看出吴大羽的艺术追求，他一直坚守艺术真理，而绝不迎合政治取向。

吴大羽书法

1965年8月，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立，吴大羽被安排担任专业画家，至此，吴大羽结束了15年没有正式工作的历史，但这一年他已经62岁了，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但这样的日子还不到一年，“文革”就爆发了。

文革开始不久，吴大羽就遭到了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不但被抄家，家中的一层也被房屋管理机构接管，吴大羽一家四口人只能留住在二层和三层的小阁楼上，吴大羽的子女都已经三十多岁，仍然没有婚配，家里实在住不开，儿子寿崇宁不得不住在单位的宿舍里。

1968年5月，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召开了批判斗争大会，吴大羽的一些艺术言论遭到批判，并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形式主义的祖师爷”，原本家庭出身不好的吴大羽还被戴上“狗地主”、“反动学贩”等帽子。

《孤舟》

吴大羽成为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的“黑典型”，经常被揪出来批斗一番，造反派们还摘录整理油印了吴大羽的“反动言论”供批判使用，1969年又被定性为“自由职业者兼地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0年3月，吴大羽儿子寿崇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寿崇宁不堪屈辱而自杀，幸亏被人发现，经过抢救挽回了生命，但还是被安排劳动改造一年，这时原本拥挤不堪的家里，又被强行塞进了一户人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西方一些国家也开始与中国改善关系，在这一背景之下，旅法画家赵无极回国探亲，专程看望了恩师吴大羽，并将毕加索画集等书籍送给他。

吴大羽（中）与赵无极、朱膺交谈

1972年10月，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与上海中国画院合并，组建为上海画院，吕蒙被任命为院长，吴大羽、唐云、王个簃为副院长，年近古稀之年的吴大羽之所以被重用，有可能得益于赵无极的造访，因为此时的赵无极已经是闻名世界的绘画大师了，而他老师吴大羽的境遇，可能会让上海市有关方面尴尬和难堪。

1974年1月，中国又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吴大羽又被定性为遵孔派，自然成为批判的对象，这一年赵无极第二次回国，再次探望了吴大羽，尽管赵无极去国多年，但他却深谙中国政治，每次都以外宾身份探望恩师，这实际上也是对吴大羽的一种政治保护，因此有关方面也有所顾忌，毕竟还是十分在意国际上的影响。

1975年3月，吴大羽患了肺源性疾病住进了徐汇区中心医院，并曾一度严重咳血而导致生命垂危，夫人寿懿琳也因肺炎一同住院，好在这对患难夫妻都战胜了病魔，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1976年初，吴大羽兼任上海造船厂职工美术大学教师，与其他艺术家经常参加体验劳动，以丰富创作灵感和创作题材，这一年的10月“四人帮”被粉碎，民众长期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释放，而吴大羽以抽象油画《公园的早晨》，来抒发上海老百姓的欢愉心情。

《公园的早晨》

1978年底，吴大羽以抽象油画《滂沱》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美展，1979年2月又以两幅抽象油画作品参加了上海迎春画展，吴大羽的抽象油画作品能够频繁参加国内画展，表明上海美术界也正在开始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而吴大羽的抽象作品也逐渐被中国美术界所接受和认可。

1980年5月，吴大羽学生朱德群从法国寄来了一箱法国产的油画颜料，吴大羽此后的画作都是使用法国颜料，上海交通大学聘请其担任美术顾问，中国美术界权威刊物《美术》第12期发表了吴大羽的抽象油画作品《滂沱》，但竟然将画面印颠倒了，可见中国美术界对吴大羽抽象油画作品都不是很熟悉，更是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1982年5月16日，吴大羽在上海的旧日学生齐聚上海文艺会堂，为吴大羽举办了80寿辰生日纪念会，《美术》杂志在第6期发表了吴大羽的《公园的早晨》，并同期推出了其学生朱膺的文章《读油画<滂沱>》，第一次向中国美术界介绍了吴大羽作品和人生际遇，其人犹如出土文物一般出现在中国美术界。

吴大羽（坐者）学生为其祝寿时合影

“为什么你的画上从不签名？”吴大羽是这样回答的：“为什么必须签名！我认为重要的是让画自身去表达，见画就是我，签名就成了多余了。”吴大羽创作的所有作品上都没有签名，这在中外美术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特殊个例，吴大羽曾这样谈论自己的创作观点：“画是心灵感应的自然流露，感觉的瞬间迸发，自由自在，任何人也无法去再现，连自己也不行。我是画了就算，从不计较其命运。”读者可以从他的这些艺术见解中管窥吴大羽非常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艺术追求。

1983年7月，吴大羽为旅居美国的侄女吴崇兰画了“彩奏”、“韵步”、“春在”、“色奏”四幅画，是写实与印象的合璧之作，这四幅画既是还债之作，也是专门为家族留存的纪念之作，更是吴大羽的绝笔之作，因为此后不久，吴大羽即开始手发抖并患眼疾，而不能再作画了。

《瓶花》

早在1947年时，尚在台湾工作的侄女吴崇兰就曾向小叔吴大羽索画，吴大羽尚未来得及作画，海峡两岸就陷入“冰封期”，直到1981年吴崇兰才与吴大羽取得联系，此时的吴崇兰已经是旅美资深作家，是《华盛顿新闻》——华府人物专栏作家，她委托美国癌症专家汪嘉康来中国开会之机，分两次将画作带回到美国的，因为这些画没有署名，也就并没有被禁止出境。

1983年9月，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时，曾给吴大羽寄来请柬和所展览画集，但吴大羽却因健康原因没有前往北京观展。

当年底吴大羽抽象画《色草》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并获“荣誉奖”，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是全国性美术展览中第一次对抽象绘画作品授奖，尽管只是荣誉奖，也表明中国美术界对抽象画派的认可。

《色草》

1985年5月，吴大羽被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聘为顾问，尽管这只是象征性或是礼节性的，但却是吴大羽第一次在全国性美术组织中具名，并被补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1985年秋，吴大羽白内障状况愈加严重，视力已经非常模糊，他曾下决心进行白内障手术，但直至临终也没有进行过手术。

但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吴大羽似乎越发红了起来，其作品被邀请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展”，为此还收到日方发来的感谢状，吴大羽还应邀参加了美国GHK公司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合办的“中国当代油画展”，在纽约展出期间，吴大羽创作的《韵谱》和《静物》前驻足了许多观众，美国海夫纳画廊的代表赖小燕还专程到上海探望了吴大羽。

晚年吴大羽在家中

1988年1月1日上午11时30分，吴大羽因肺源性心脏病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85岁，上海美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吴大羽生前好友林风眠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青浦县福寿园。

吴大羽是不是中国现代画坛上的杰出画家，似乎还有待商榷，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吴大羽作为艺术教育家却是当之无愧的，他也是中国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之一，更是中国在西方油画领域中的第一代垦荒者和耕耘者。

吴大羽被称为中国早期抽象画一代宗师，也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称他为中国画坛的“色彩隐士”，也是对他在色彩运用上的一种褒奖，因为吴大羽堪称是色彩大师，对色彩的理解和把握，似乎还无人能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