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外戚产生的社会背景与东汉对外戚的政策变化

汉高祖

东汉后期政治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外戚掌权。所谓外戚政治,是指帝王的母族、妻族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对专制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明显的特征是,外戚的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并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外戚政治只存在于东汉一代。

一、西汉外戚产生的社会背景

(1)西汉初期的统治策略

西汉初年,对统治策略还是处于一种探讨阶段。汉初,人们普遍认为,秦之亡,是“孤立而亡”。是在旧六国军和农民军的攻击中得不到外援所致。同时,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所迫,西周分封制又重新成为政治组成的重要形式。而那些跟着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异姓功臣,则一变而成为异姓诸侯。

但是,这些异姓诸侯王一开始就成为西汉的大患,骨子里想的是先秦时期“列国”似的割据与分裂。不久,因惧怕西汉王朝大一统政策的实施,便相继造反。汉高祖在相继镇压异性诸侯王之后,便转而认为同姓诸侯王能够“相亲”,是真正的辅弼与藩臣。便相继在瓦解异异姓诸侯的基础上分封同姓诸王,又与诸臣相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如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其原先封地一分为二,一部分给刘贾,另一部分分给其弟刘交。

后来又封刘濞为吴王。高祖之用心,实可谓良苦。另外,在吕后屡次诛杀异姓诸侯王的背后,高祖是持支持态度的。高祖正是利用像吕后这样的铁腕人物帮助自己铲除异姓诸侯王势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就等于是扶持外戚势力,以对抗功臣势力。但高祖和吕后一死,吕氏外戚即失去依靠。在强大的功臣集团面前,他们毫无作为。只能怀着侥幸的心理,期待与功臣集团的和解。

韩信


对于吕氏之乱,《汉书·高后纪》是这样记载的:

“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后来“太尉勃与丞相平谋,以曲周侯郦商子寄与禄善,使人劫商令寄绐说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以已布告诸侯王,诸侯王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何不速归将军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亦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禄然其计,使人报产及诸吕老人。”


由此可见,吕氏并没有野心想要夺取刘氏江山,他们最多也只是想“擅权”而已。甚至这些铲除吕氏的理由,可能都是被功臣势力腻造而来的。在铲除吕氏之后,功臣集团为了使西汉政权得以延续。即从外藩中找一个毫无根基的藩王子入继大统,以便于控制。文帝继位后,外戚政治已不复存在,但威胁集权的力量却在急速发展。其中功臣势力和同姓诸侯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尤其是同姓诸侯王。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就将高祖同姓诸侯“互为辅弼”的迷梦打碎。文、景两朝虽都“无为而治”,但却从未放松对同姓诸侯王的监视和治理。削藩政策一直延续到武帝朝,直至诸侯国完全受制于政权。

在经过高祖、文、景几代对国家统治策略的探讨之后。功臣势力、异姓及同姓诸侯王都被排除在最佳辅弼的人选之外。对诸侯王的提防及其权利的削弱,则为后世奉为统治策略的要领。而另一方面,最高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了外戚。武帝时,有重用外戚之势,但外戚势力终未坐大。究其原因,一则由于汉武乃雄才之主,皇权势大。另一方面,由于武帝外戚政策的正确性。武帝在重用外戚的同时,也采取相应的抑制措施。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采用以一批外戚打击另外一批外戚势力,使其不能成势。如他即位不久,就以母族田氏打击太皇太后的窦氏一族。不久又因不满田蚡专横,通过政治手段不断削弱田氏势力,紧接着又扶持卫氏集团。具有相当争议的巫蛊之祸后,卫氏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霍氏集团又扶摇而起。不过武帝虽用心良苦,但他死后不久,霍氏便成为西汉中叶一大弄权集团。

霍光


终武帝一世,是重用外戚之始,也是皇权成功利用外戚的一个典范。但是,汉武控制外戚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人治,而不是制度性制约。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后世君王像汉武这样的雄才之主毕竟是少数,手段没有汉武这般老练。而从武帝之后又形成了重用外戚政治的传统,却没有形成对外戚势力的制约制度。因而外戚势力在西汉中后期坐大也就势在必然。霍光不立广陵王,最后又废除昌邑王,擅立宣帝,开了霍氏专权之始。只有在霍光病逝之后,宣帝才通过政治手段将霍氏家族清除。霍氏虽权倾天下,但终究摆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其中原因固然与宣帝的果断决策有关,但最主要的还在于朝中支持皇权的力量强大。如霍氏在密谋造反时,就因外戚史氏的告密而事泄。然而,汉室重用外戚的传统却代代的因袭,终致西汉政权倾覆于外戚之手。

(2)外戚王莽擅权的由来

王莽之所以成功夺权,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汉政权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漫漫腐化之路后,人心尽失。加之儒学的畸形发展,社会上以复古为追求的思想不断泛滥。王莽不断利用这一点,打出“复古”旗帜,为自己的帝位铺平道路。元帝以后,皇帝暗弱,外戚势力获得更快的发展。至成帝时,王氏外戚完全控制政局,左右军权。成帝即位后,以舅父王风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庶弟王谭等皆赐爵关内候。之后,成帝在皇太后的要求下,封舅王谭为平阿候。

汉武帝(剧照)


王立为红阳侯,王限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王凤辅政十一年,逝世后,举荐侄子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封为安阳侯。王音辅政八年后,成帝又以舅父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王商辅政四年,以曲阳候王限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辅政五年,荐侄子王莽自代。

王莽继任为大司马,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时,皇太后虽然令王莽辞职。但此时的王氏已是“三世踞权,五将秉政,天下辐凑自效。”其根基已深,自不待言。随着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外廷丞相已成为尸位家餐的官位。在这种情形下,九卿之一的何武上书道:

“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文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

吕后(剧照)


主张将丞相这个虚名也一并扔掉,皇帝接受了何武的意见,改由外戚王根所任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大司马,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皆封列侯,增俸禄”“以备三公官焉”。哀帝元寿二年。正式废丞相一职,改丞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共为三公。丞相职位的取消,标志着内朝权力进一步扩大。自武帝以后实行的以内朝分割,牵制外朝权力,使内外朝平衡的策略。实际上是以内朝的胜利,外朝的失败告终。丞相制的取消,除掉了对内朝的一股掣肘力量。为居于内朝的外戚势力进一步壮大铺平了道路。

自此以后不到十年时间,王氏外戚就完全控制了政权。王莽则由“安汉公”到“假皇帝”,并一步步走问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西汉后期外戚上台并最终夺取刘氏政权,是在皇权势小,又无辅弼的情况下实现的。而西汉百年形成的内外朝政制度,及重用外戚的传统,则是外戚夺权的根本保障。这种制度,是西汉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不断探索的结果。同时,也为东汉统治者的外戚政策打下了基础。东汉仲长统指出: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埶异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埶,故其贵任万世。”

仲长统不仅总结了两汉政治制度的变化与外戚的关系,而且还分析了外戚政治产生的根本原因。

光武帝


二、东汉对外戚的政策变化

光武皇帝在扫荡群雄之后,放在面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怎样处理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东汉功臣势力,较于西汉初年的功臣集团,其主要的特点就是社会根基非常深厚。西汉初,功臣大多为游兵散勇。如韩信、子布等,都是社会中下层。他们作为政治力量的存在,完全是对皇权的一种依附。所以汉高祖在诛功臣及诸侯之时,并没有触及其社会根基。

而东汉初年则完全不同,功臣中大多为世家大族。如窦融“累世二千石”,邓晨“世吏二千石”,上谷寇询“世为著姓”。他们强大的经济基础、深厚的儒学背景、强势的军事力量、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都是光武不敢小觑的。又如邓晨为常山太守,会王郎反,邓晨向光武请求从击邯郸,光武说:“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乃遣邓晨归郡。由此可看出光武对豪族势力的重视。

这些豪族力量的强大,在西汉末年对抗王莽政权的斗争中,被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当时,一些豪族“各拥兵众”、筑坞壁、缮甲兵、屯聚自保、坐观事态变化。更多的豪族则率领宗族武装进行反叛,参与争夺天下的角逐。巨鹿强宗大姓“钜鹿男子马适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大司空士王丹发觉以闻。莽遣三公大夫逮治党与,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

常山大姓苏公、信都大姓马宠、广阳王子刘接等地方豪族都投靠王郎,一时间“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信都著姓邳彤“彤初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阳,彤举城降,复以为太守,留止数日。”王莽与豪族的对立使他很快失去了对河北的控制,新朝在河北的统治土崩瓦解,这是光武亲眼所见的。

如果光武政权不能够处理好功臣豪族势力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东汉政权便难以建立。所以,为了巩固政权,刘秀先后与“元功之臣”的邓禹、窦融、马援、梁统诸家互结世代姻亲,并以这一批“元功之族”构成东汉统治集团的中坚。邓、马、窦、梁数家不仅是资探望重的士族著姓,也是东汉的开国元勋之家。就连光武后妃郭氏都是河北真定“郡著姓”,阴氏是南阳的大宗姓。所以东汉政权,完全是建立在豪强大族基础之上。甚至光武废郭氏而立阴氏,也有人认为是功臣豪强力量在其中起作用所致。

王莽


光武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其“柔道”治国策略便应运而生。所谓“柔道”,即在思想上,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在民治上,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而在政治上,就是对功臣大加封赏,但不授予实权,抑制豪族势力。在暗中打压功臣豪族的同时,实行皇权与功臣的联姻政策,以保证皇权利益的最大化。

光武的“柔道”,是一种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政治方式。在这种政治情况下,光武患得患失,只能妥协退让。在迫不得已的形势下,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豪族的既得利益,以确保其统治的延续。表现为对世家大族的“赐予田宅”。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政治手腕对豪族势力加以抑制。这项政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催生了豪族外戚势力。对光武来说,豪族势力既难以撼动,又不甘心任其坐大膨胀,威胁皇权,因此需从各个方面对其加以控制和抑制,而政治联姻便成为首选策略。

汉明帝


光武及明帝时对待外戚的制约性政策。除了制度方面的,人治则显得更为突出。一旦某一外戚集团势力有崛起的势头,就会遭到皇权的打压。打击的方式是多样的,一般的皇帝会直接利用自身的权势对外戚集团进行打击。但作为统治策略高明的皇帝,一般是借力打力——利用一派外戚打击另一派外戚势力,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不会产生权力真空。如明帝永平年间:

“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

使得明帝对外家的动态了如指掌。这样,外戚们无不谨慎自守,莫敢犯禁。但是用这种人治手段来治理外戚政治,似乎还存在着很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当皇权强大的时候,人治手段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一旦皇权衰弱时,皇帝自己又会成为人治的牺牲品。所以,人治是帝制社会的一种必然,但又存在极大的矛盾,是一种社会发展中循环往复的顽疾。只要帝制社会不消亡,以人治人的政治也将继续。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会要》等。

发表评论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相关文章

推荐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