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羊》兴起以来，“王者大一统”，尊王攘夷之说逐渐进入中国政治思想核心，扰攘不绝。任何一个王朝，若不能被承认为正统，即无法获得充足的统治信心，也无法驾驶时代舆论走的向。

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争正统多在士大夫学者之间，而清则不然。与此相反，康、雍、乾三朝帝王，甚至皆不惜天子之尊，亲自出马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的确，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以少数民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者，如何赋予自己入鼎中原的合法性，是一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比其他王朝建立之初困难得多的工作。

由于清初几十年政局的反复震荡，尤其是延续八年之久带有严重民族倾向的三藩之乱，使清廷统治者更加成熟，对其统治赖以维持的基础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因此在入鼎北京，成功歼灭李自成农民政权及南明朝廷，成功武力平定天下之后，满清统治者的工作马上转入赋予“大清得天下之正”的工作上来，目的就是欲重新燃起失望已久的汉族官员的幻想，从而通过他们把满清八旗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乡绅基层。

清初的满族统治者明白，清廷的生命能够延续多久不在于马背上对于中原臣民的震慑，而在于须以自我标榜的儒家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以激起汉族官员民众的拥戴。因此从康熙开始，清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明朝话题极为敏感，一直在围绕“满清登鼎是天命所赐深入人心、明朝是天命所弃人人唾之”两个问题上做文章。

但是我们要知道，世间自有对错，尤其对于历史问题人世自有公判。即使当时遭到文化上的文字狱专制、遭遇《四库全书》的删减，也无法阻止正确的公意在人世间口口相传。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满清在“贬低明朝政权”及“满清得天下之正”等正统性问题的根源，则会看到康熙等满清统治者在这一问题上所撒的谎。

清得天下之正吗？事实并不如此。

在三藩之乱叛乱期间及平定之后，康熙曾公开暴露过他对汉族人民的仇视，但更多的则是满汉共主的姿态现身，宣扬满汉一体，关注国计民生，缓和民族矛盾。这时康熙没有立即重弹大清得国之正的调子，而是徘徊两三年之后却开始南巡，大肆宣扬崇明尊孔，力图寻找笼络汉族人心的新途径。

这一时期康熙所作《太宗实录》、《太祖实录》、序文，亦可发现耐人寻味的痕迹。其中关于皇太极破关侵略明朝内地，被描述得豪迈无比。另外康熙还说“明与我国，素非和好”，即是指大清立国在明朝之外，并不是以臣属犯逆，其实就是赋予开国即正之意。这一点在康熙二十七年底，在盛京兴建福陵神功圣德碑，昭陵神功圣德碑，康熙撰写的御制碑文里体现得是酣畅淋漓，毫无顾忌。

可以看出在康熙心中，皇太极一朝早已具备夺取天下的实力。康熙宣扬的就是满洲之所以建国，就是因为明祚已移。雍正《大义觉迷录》中记载：“我朝之与明，则邻国耳”。雍正明白必须先否定否定清朝先祖曾为明之藩属，否则“得天下之正”即成无源之水。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清太祖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起兵，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其以“七大恨”攻明，正式与明断绝关系，则是在努尔哈赤建国三年之后，即明万历四十六年。此三十五年间，努尔哈赤受明封爵，入京朝贡，实为明朝属藩。此一史实，载在明、清两朝《实录》，无可否认。

需要注意的是，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努尔哈赤亦公开承认明朝皇帝为天下共主。若就清太祖一朝形势而论，建国六年得辽东，七年占据广宁，此其极盛也。然而关外八城仍在明朝手中。

后来皇太极为其父辩解：

“我师既克广宁，诸贝勒将帅咸请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以昔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为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反。“——《太宗实录》

这其实是在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攻宁远兵败而归，引为奇耻，遂于当年病死。次年皇太极再攻远宁，依然败于袁崇焕之手。当时满族想再越雷池一步，即使是进山海关都是痴心妄想。可见清太祖一朝之得天下，是遥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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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努尔哈赤揭“七大恨”攻明，使满族与明朝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满族由明朝的臣属独立建国，完成本民族的统一，尚可说本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其合理性。

然而，以武力占领辽东，则使努尔哈赤发动的明清之间的战争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非正义的、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脚的征服掠夺。

满族先人归属明朝统辖，是自猛哥帖木儿以来历代首领的自愿选择，史料俱在。尽管从明朝一方而言，对边境少数族包括东北女真，存在分而治之的意图，并曾剪除过董山、王台之类桀骜不驯的首领，但总的来说，二百年间明代政府的统辖，通过朝贡、边市贸易等和平形势的交往，促进者女真的发展。对此，清初官修《武皇帝实录》亦直言不讳。

用清史权威孟森先生的话说，女真是明朝边夷中受惠最大者。

即使明后期边将贪腐，双方关系趋于紧张，但明朝并未出兵占领女真人的居地，奴役其人口，更不曾强迫女真人改变自己的风俗。甚至努尔哈赤建国称汗，统一各部，也并未曾受到明朝的干预。

虽然后来明廷边将与努尔哈赤之间，达成双方皆可接受的和平边境协议。但努尔哈赤却转而兴兵攻占全辽，掠夺汉族人民世代生存的家园，以此来“计丁授田”并逼迫汉人与满族兵丁“同耕合住”以事供养。

面对汉族人民的逃离反抗，努尔哈赤则大肆屠杀，将汉人“编庄屯种”，实则变成满洲八旗各级将士的奴仆。满洲八旗制国家立国的基础就是对异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并以最野蛮的手段强迫汉人必须遵循从满洲习俗，剃头蓄辫。这些严酷的历史事实，备载清朝编修的《满文老档》，无可隐讳。1644年清廷定鼎北京，之后所实行的五大弊政，完全是努尔哈齐民族征服的继续。

可见，康熙、雍正及后来满清历代统治者“清得天下之正”之不正，其对于清明之间的战和，完全是颠倒黑白，将责任推到明朝。大清国“肃将天威，救民水火”完全是征服者急于赋予自己合法性的狂妄腔调。

也正因为此，三藩之乱之后，康熙迅速展开南巡，第一站就是到山东孔庙表现其尊崇汉儒之风，以彰显满清开国是由于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