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高士廉，韦挺兴冲冲地捧着厚厚的书册来见唐太宗，前后六年时间，《氏族志》修成啦，他们来请李世民审查过目。

李世民坐下，慢慢把书翻开，刚看了个开头就勃然大怒，搞什么搞嘛，六年时间就被搞出来个这？重修！

看着高，韦两人退下，唐太宗仍然怒气难消，连声说着岂有此理，一路踢猫踹狗，直奔后宫而去。

这《氏族志》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又为什么会引得唐太宗如此大动肝火？

唐朝之前是那个短命的二世隋朝，再往前是东晋西晋，南北朝，是汉末大乱，天下三分归晋。

曹魏称帝后，设立“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本意是想通过清理整顿当时混乱不堪的选官用人标准，一方面加强权力集中，另一方面也对体制内的士族豪门，示好拉拢。

然而在实际的执行中，随着士族势力的不断膨胀，这个制度本身已经成了一个摆设，或者说，这个制度的解释权在士族掌握之中。

于是，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四百年中，频繁的改朝换代之中，每换一朝，都会重新调查，根据实情修订出一本世家豪族，官宦士族的家世谱系书，以作为选官用人的参考标准。

简单说就是，你家过去几百年间历朝历代中，担任高官显爵的人数越多，在谱系书中的排位就越高，家族中人出任官职的起步点，也就越高。

如此绵延几百年，制度性的保证了世家豪族的地位，强者恒强，逐渐形成家世，血缘比官职，能力更为贵重的制度性倒退现象。

隋唐时期推出“科举”，就是想在制度上把选官用人权重新收归己有，但是平心而论，在整个隋唐时期，由于经济基础，知识垄断和传统认知的强大惯性，“科举”制度对世家豪族垄断官场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

回到开头，唐太宗为何发那么大的火，这花了六年时间修订完成，刚呈上来的《氏族志》，排名第一的是山东士族，博陵崔氏，你说他火不火，老李家都皇权在握了，家世谱系还不如崔氏。

这也难怪，魏晋南北朝几百年，这些世家豪族从来都不是任人鱼肉的菜鸡，他们是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一分高下的存在，从来都是棋盘上的棋手角色，甚至有超然于皇权的优势，不是有句话么，“流水的王朝，铁打的世家”。

皇帝可以换来换去，可是不管换了谁，离开了他们，不依靠他们，就是玩不转。

​

隋炀帝够风光吧，三征高丽，大运河，可是一旦被世家豪族抛弃，他就成了最不重要的那个存在，窝在扬州无人理会。

李世民何尝不想一劳永逸地改变这种局面，可是隋炀帝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他也不敢步子迈得太大，还是得慢慢来。

慢慢来，是怎样来？

这重修《氏族志》，就是第一步，李世民想的是，虽然没能力彻底改变现状，但是凭借此时“关陇集团”的雄厚军力，优先保证本集团利益，打破旧的体系框架，还是可以做到的。

简单说人话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嘛，拉拢新生力量，自己可以掌控的力量，打击旧有的顽固势力体系。

于是就有了这《氏族志》的第二版，第三版，怎么又搞了两版？第二版李世民还是不满意，又是重修。

最终的3.0版本里，李氏皇族为第一等，皇后外戚家为第二等，那个博陵崔氏是第三等，其余呢，以当朝现时的官阶为依据排序，从前家世一概不论。

这样的方式，无疑是对世家谱系观念的一种妥协，是改良，也确实是无奈之举，但是它又的确是一个进步，毕竟打破了数百年因循的体系嘛。

​

制度上的改革出来了，那么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传统认知呢，唉，那就难了，直到后来经历武则天的第二次对传统世家豪族的打击，不断的在士族阶层里掺沙子，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的超然地位。

唐朝的那些高官显贵，包括李唐皇室，都是以能跟那些世家豪族通婚为荣，唐高宗时期的那位宰相薛元超，还曾以没能娶到顶级世家的闺女，为人生极大憾事，世家豪族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就拿李唐皇室来说，一方面他们在打击传统世家豪族的势力和影响力，一方面自己又去攀附世家豪族。

李唐这一门的这个李氏，来路不正，源流难考，自发迹后，他们就一直攀附当时的名门陇西李氏。

​

这陇西李氏，据说是由“老子”李耳一脉相传下来的，汉朝那个“飞将军”李广，就出自这一门。

对于李唐的攀附，陇西李氏始终沉默，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态度其实很明显了，我惹不起你，但要我低头，做不到。

还是李世民够狠，你不低头是吧，他上位后宣布，天下凡姓李者，都可以说自己出自陇西李氏，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说自己祖籍陇西。

要知道，这李唐可是给大量的番胡外籍归顺者，御赐了“李”姓的，这一招，你说是捧陇西李氏，还是恶心他们呢？

为了这个家世，李世民实在是够拼的，这种阴招都能使出来，究其根本，他对这些世家豪族的态度，那叫一个复杂，羡慕嫉妒恨，要打击还要巴结，不容易啊。

一直要到唐末，雕版印刷兴起，知识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加上黄巢起义之后的乱世，对那些世家豪族的经济基础不断冲击，几方面因素叠加，才让他们成为了历史，才有了两宋时期，“士民”阶层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