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西域”一词，便存在两个地理范畴。
广义上说，“西域”涵盖了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
狭义上，则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即今天的新疆地区。
中原古代典籍中，“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汉武帝刘彻）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从汉书上的定义看，此时西域的地理范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显然属于狭义上的西域理解。
而在广义上对“西域”范围的理解，长期处于想象层面，属于文化概念上的“西域”。
因此，在探讨“西域”问题时，需要特别注意，文、史两个范畴中不同的定义，切不可混为一谈。
我在拙文《对东、西突厥的战略差异，看唐朝的西域经营和管控！》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基于上述观点，染指西域的三个中原王朝，汉、唐、清无不以管控西部游牧部落的方式，来瓦解北方草原的边患。因为，它们头上分别压着匈奴、突厥和蒙古三个巨大威胁。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李世民趁北方草原天灾不断之机，联合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等部，分兵六路北伐突厥。在这场赌上国运之战中，唐初能战之将悉数登场，一战而亡东突厥。
此时，唐朝对西域的概念尚沿袭隋朝旧制，以敦煌以西为西域的东界。
《隋书·裴矩传》在记载通向西域通路时，以“发自敦煌，至于西海”为描述，可见敦煌是中原的西方门户。
但随着唐朝对西域经营的开始，“西域”所指的范畴也开始不断变化。
《唐会要》在贞观八年的条目里记载，“以西域置伊州”。可见，至贞观八年（634年）时，伊州（今新疆哈密）尚在西域范畴内。
贞观十四年（640年），高昌王麴文泰与西突厥结盟，李世民以侯君集、薛万均为大将证讨。攻拔高昌城，麴氏王朝(公元501年一公元640年)覆灭。
在北疆形成了伊、西、庭防御三角形后，李世民强硬的推行了政治制度改革，以“州、县、乡、里”制颠覆游牧部落的统治。
于伊州下设伊吾(以隋朝修的新伊吾城为中心)、纳职(大约在今哈密三堡与四堡之间)、柔远(以隋朝在伊吾东北修的柔远故城为中心)三县。
于西州下设柳中(今都善鲁克沁一带)、交河(今吐鲁番交河故城)、蒲昌(今鄯善县，本地民族称作辟展，显然就是蒲昌的音变)、天山(今托克逊县附近，托克逊也是天山的音变)四个县。
于庭州下设金满(金满一名来源于汉代的金满城，现在的县名吉木显然是金满的音变，萨尔是维吾尔语城的意思)、轮台(大致在今昌吉至阜康之间)、蒲类(大致在今奇台以东、巴里坤以西，后改为后庭县)、西海(地理方位不明)四县。
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在庭州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已迁至龟兹），节制瀚海、天山、伊吾三军，辖兵二万人，马五千匹。
从唐朝对北疆强硬的管控措施上看，唐庭实际上已将天山以北草原地区看成了本土，以驻军流官的方式，结合羁縻制度加以管控。
至太宗晚期，朝野对西域的认知已大大西推，直辖于中央的伊、西、庭地区不再纳入西域的范畴。
玄奘法师天竺取经回国后，在长安所著《大唐西域记》里，对西域各国进行叙述时，开篇即说“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
可见此时的“大唐西域”，已不包括原高昌国范围，而是特指焉耆以西的地区了。
从高宗统治时期开始，“西域”的地理所指再度西挪。
“西域”所指范畴的西迁，伴随着唐朝边境的不断向西拓展。
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冬，苏定方率唐军击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沙钵罗逃至地处中亚的石国，唐将萧嗣业衔尾而至，兵围石国国都。在唐军兵威之下，石国国王献沙钵罗臣服。
次年，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内部陷于纷争，高宗召龟兹王布失毕与龟兹相那利入朝。二人到长安后，将那利囚禁起来，放回布失毕主国政。
但布失毕归国途中，龟兹大将羯猎颠带兵堵住国境，不许其回国，布失毕悒悒而死。
高宗以左屯卫大将军杨胄领兵击之，一战而擒羯猎颠，尽诛其同党，遂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王。
《唐通典》有记，“龙朔元年(661)，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圣德。帝从之。”
注意此时，王名远所进的《西域图记》里，西域的范围只有“于阗（今新疆和田）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
不但不包括北疆的伊、西、庭三州，甚至就连南疆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并称的“安西四镇”，也不在其内。
可见，此时唐朝虽未在安西四镇驻军（每镇五百人的兵额，实在谈不上驻军，当警察维持治安还凑合），但在从行政级别上说，安西都护府已等同于唐朝的直辖州。
“西域”之名再次向西延伸，于阗以东的土地均为唐境，不再纳入西域之内。
但必须要承认，受限于南疆广袤的沙漠地形，唐朝对此地的控制力度非常薄弱。如果说北疆伊、西、庭三州的“镇抚结合”以“镇”为主，那南疆则明显是以“抚”为主。
因此，南、北疆所设的羁縻州在实际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而安西四镇的设置，则呈现一种介于州县制与小邦国王间的过渡形式，是胡汉并存统治方式的具体表现。
正是由于以“抚”为主，几无驻军的的特点，安西四镇设置之初，多次出现易手。
咸亨元年(670)，吐蕃大军进攻西域，先占于阗，又陷龟兹拨换城(今阿克苏)，唐朝罢四镇，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
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于阗王伏阁雄击走吐蕃，唐朝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同时，唐朝又增设了疏勒、焉耆二都督府，安西四镇得以恢复。
上元二、三年(675-676 )，唐朝又把西域南道上的两个重镇——鄯善和且末划归沙州直辖，改称石城镇和播仙镇。塔里木盆地的东南区域，变成与西、伊、庭三州一样的唐朝直辖领地。
仪凤初年(676-677 )，西突厥联合吐蕃，再次攻占四镇。
调露元年(679)，唐将裴行俭以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为幌子，奔袭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王帐，尽擒其首。再复四镇，并以碎叶代焉耆为四镇之一。
武周初年，东突厥复兴，再度成为唐朝北患。吐蕃借唐朝无暇西顾之机，大举进军南疆。
武则天被迫以“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为由，于垂拱二年(686)十一月，罢黜四镇。
直到长寿元年(692)十月，在西州都督唐休璟请求下，武则天以王孝杰、阿史那·忠节为将，领唐军十八万（《旧唐书·王孝杰》所记数量）大败吐蕃军，“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
但安西四镇这个地理节点，对唐王朝来说实在是个有点尴尬的存在。如驻重兵防守，则补给困难，靡费甚多；不驻军则屡废屡建，难以坚持。
因此，朝堂上针对西镇的存废一直都在博弈。王孝杰再度收复四镇后，狄仁杰和崔融针对四镇，再度展开了争论。
狄仁杰在其《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中指出，“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
而崔融则以《拔四镇议》针锋相对的反驳，“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
好在，武则天没有采纳狄仁杰废四镇的动议，坚持在四镇留驻重病固守。
这一政策很快便收到了效果，两年后（延载元年，694年）吐蕃卷土重来，冷泉、大岭之战爆发。
据《资治通鉴》记载，“（延载元年）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论赞刃（钦陵五弟）、突厥可汗俀子等于泠泉及大岭，各三万馀人。”
这时候，“西域”和“安西”成了两个并列，且互不涵盖的地理单元。
这一特点，从《新唐书·地理志》中列举的“羁摩州”记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在“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条目下，所列的都督府、州都在葱岭以西，而安西地区的州府，则写于“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之下。
同样，在“边州入四夷道”中出现了“安西入西域道”的提法，也说明安西与西域是不同的区域，前者为“边州”，而后者则属于“四夷”。
所以，这时候对于唐庭来说，天山以南的四镇地区，还有一个名字叫“安西”。
“安西”与“西域”并称的例证，还有《资治通鉴》天宝元年(742)条目：“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
需要注意的是文书中的用词，对外（西域、突骑施、坚昆）的用词是“抚宁”、“防制”，而对内则全部使用“统”和“治”。
从管理层级的角度上说，安西都护府西迁龟兹后，702年（武周长安二年）庭州设北庭都护府，但依旧归属于安西都护府。
景云二年（711年），北庭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玄宗开元年间，又设“碛西节度使”，管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治西州。
以天山为界，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归北庭都护府统辖，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地区，属安西都护府管辖。
回溯唐朝向西的拓展，可以明显看出唐庭对东、西突厥战略战术的差异。与击倒东突厥时，充满赌博意味的国运之战不同，唐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明显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
出河西走廊后，先拿下天山北麓的牧场，然后以三州之地为笼，驻军屯垦，强硬推行州县制改革，稳固局面。
足足四年之后（贞观十八年），唐军才越过天山进讨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又过了四年（贞观二十二年），才西去平龟兹国（今新疆库车）。
在安西四镇设置之初，唐朝的战略目的依旧止步于，打碎西突厥在南疆的统治。
安西地区不过是构建了一个，以四镇为支撑点的战略缓冲区，便心满意足了。
所以才会有四镇不驻军，以“抚”的主的大方针。
但南疆复杂的政治环境超过了唐庭的预期，尤其是吐蕃从安西以南强势崛起，连续不断的以穿越昆仑山和取道小勃律两条路线入疆博弈。最终，逼得唐朝不得不在四镇屯重兵固守。至此，南北疆的统治策略才开始趋同。
而对于葱岭以西，真正意义上的“西域”，唐庭实际上是绵长莫及，只要能够保持住朝贡体系，使其不倒向敌人便很满意了。
从层级上说，北疆三州是河西走廊的防御缓冲区，南疆的安西是北疆三州的防御缓冲区，而西域则是安西地区的防御缓冲区。
大家不要小看防御缓冲区的作用，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军神钦陵和唐朝通泉县尉郭元振，曾有一次野狐河（今青海察汗乌苏河）之会。
二人唇枪舌剑斗得不亦乐乎，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安西的归属。双方都希望掌控安西四镇，作为自己实际控制区的战略缓冲区。
古代王朝通常没有非常明确的“边境”概念，多以“势力范围”来划分。大多数情况下，“势力范围”的边界都可以理解为战略缓冲区。 而安西地区恰恰是联系中亚和东亚的节点，因此才成了唐蕃两国必争之地。
综上所述，唐朝的“西域” 概念，至少经过了两次西移。
第一次，从指“敦煌以西”改为“高昌以西”，表现为唐境西扩北疆，伊、西、庭纳入州县体制之内，
第二次，从“高昌以西”变为“于阗以西”。
但这次西移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博弈，期间多次出现反复。最终，以四镇驻军为基点，将“西域”所指推到了葱岭以西，并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乱爆发（注意不是怛罗斯之战）。
《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条目所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当不是虚言。
弄清楚“西域”地望的不断变化，是研究唐朝在西域政治、军事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有助于搞清各地羁縻州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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