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水润千章秀》封面

本报记者 高 爽

核心提示

辽宁大学教授王向峰新作《辽河水润千章秀——辽宁文艺作品序评三百篇》近日由万象出版公司出版。这300余篇文章时间跨度40余年，是王向峰教授在紧张的学术研究之余为辽沈地区作者的文艺作品写作的序评文章，皆为助益同行、奖掖后学之作，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辽宁文学艺术创作的一次概览。

王向峰教授在《思想才情自由驰骋的序跋之作——读林声同志的〈散穗夕拾〉》一文中说，“一本书有了序跋，就如同王冠上镶嵌了宝石，节庆的门楣上挂上了彩灯；也像进博物馆有了参观讲解人，到剧场看戏拿到了剧情介绍书。”读这部书，也就像在浏览一部40年辽宁文艺简史。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王向峰教授，听这位40余年始终心系辽宁文艺发展的“在场者”谈文艺、谈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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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愿意写，有的是有责任要写

本报记者：这“三百篇”堪称巨制了。辽沈文艺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潜规则”，出版一部作品，最好请向峰老师写序言，才算完满。您为之作序的作品，并不都出自知名学者，还有很多业余作者，甚至中小学生。这种“有教无类”让人感慨，很想知道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向峰：为什么要写序言，最初是来自于上海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的启示，他给不少人写序言，包括他的学生。蒋先生的夫人、复旦大学语言学教授濮之珍跟我说，孔阳说青年学者正在发展期，需要别人的支持和鼓励，蒋先生作序就是这个目的。一旦开了头，找上门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几乎是“来者不拒”。不分职业、年龄、名气、学术地位，只要他们觉得我的序评对他们是有价值的，我差不多都会答应。有的是愿意写，有的是有责任要写，当然也有的是不得不写。

本报记者：您的序言长短不一，但仔细读过会发现都是用心之作，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学术研究相比，作序对您来说，是一种负担吗？

王向峰：可以称之为负担。每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就是翻阅式地阅读也得一两天。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所有作序之书必须仔细读过，不读得细写不出来，写的时候还得重读，不可能写的时候就完全都在心里面了，用到哪个部分还得去查。但也可以说是个甜蜜的负担，感觉或许可以增强作者的艺术自信心，也会对辽沈地区的文艺发展有所助力。

本报记者：《辽河水润千章秀》的书名如何得来？

王向峰：不论对我或是对这本书，“辽河”二字都含有深义。我出生在辽中县南部的一个叫大岔的村庄，西有辽河，东有浑河，皆距我家七华里。我在少年时代都曾在两条河中泅渡过。当年浑河在三叉河汇入辽河，辽河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之河，生命之流。不论何时何地，我都忘不了我是辽宁人，是辽中人。在外省读书时我每天都去阅报室看辽宁的报纸，出国期间也要上网看辽宁和沈阳的消息，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由此，我对于辽宁的文学艺术也觉得是文化同根，生命相系，真是特别关注。我觉得辽宁的文化艺术品都是从辽河流脉里涌动而生，无不浸润着辽河的灵秀，也是我文化灵感的资源，如平地注水，其水就湿，所以书的正题叫作《辽河水润千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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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高，你的书评就有多高

本报记者：一些艺术水准并不太高的作品，通常会让人觉得没有太高的评论价值，“不值得一写”，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王向峰：我有一个观点，你有多高，你的书评就有多高。1926年，鲁迅先生到厦门大学任教时，学生陈梦韶根据《红楼梦》创作了一个话剧剧本，请他作序。鲁迅先生觉得这个作品对社会和家庭很有意义，于是写了一篇《绛洞花主小引》，“引”就是序。整个文章加在一起不到700字，但今天来看，这部话剧的价值和影响，都远远赶不上鲁迅的“小引”高。“小引”中，有一段我们后来常常引用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他说出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文本是一个开放结构，它的意义须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发现与引申，有的属于借题创造，“六经注我”，不同的人就能读出不同的书。

序言和评论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序之书的价值，而是需要评论者在评论对象当中看出什么。如果是非常有成就的书，你要把它的成就揭示出来；如果书里面有某种可以深入研究的迹象，你要能把它升华；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你也能就这个“没有”提出些什么。这时候，序言者、评论者的水平和价值就完全显示出来了。

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曾经提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在评托尔斯泰的作品时则认为：艺术不仅表现情感，也表现思想，艺术的内容特征里面应该有思想和情感。在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出版中文版时，鲁迅先生撰写了1万多字的长篇序言，特别点出了普列汉诺夫这个发现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序言和评论的价值：如果你只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没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书，你也只能知道托尔斯泰的观点。假使你对这两位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从鲁迅的序言中你也可以同时知道他们的观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评论家无论是写序也好，写书评也好，面对一个对象，你能把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揭示出来，或者从中发现对象中缺少的东西，价值都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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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艺作品的内涵 要靠评论者和读者来发现

本报记者：我会觉得，与学术研究的“生产”过程相比，写序言评论更像是一种“输出”，为他人作嫁衣。

王向峰：绝不是一味地输出。我在写序的过程中，甚至在理论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文学艺术现象的评论，无论是序言也好、评论也好，都是理论的发生地、生长地。在文艺学领域，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很多经典理论都出现在序言和评论里边。没有一个理论家、评论家，是坐在书房里硬生生创造出一个理论的，都是研究以前的艺术现象、当代的艺术现象，根据这个提出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合乎规律的理论。

拿中国来说，想要读懂《周易》，先要看《易传》。《易传》是对《周易》的解释，本身就是序言和评论性质的东西，一身兼二任。《诗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权威、最早的诗集，我们常常说的“风雅颂赋比兴”，这“诗经六义”的解释就在《毛诗序》的“大序”里，可以说诗经文本呈现的意义是诗“大序”发现的。翻开中国古代文论的原著，80%是序和书信。鲁迅的文艺思想，很多都在他的序评和书信里面。

一部文艺作品的内涵，作者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即使是有意识地创造也不会直白地表现。如果一位诗人要在诗里解释自己说的是啥，这诗也就不用写了。小说家，除非受到攻击的时候，像司汤达的《红与黑》受到攻击之后，才会出来辩护。所以，一部文艺作品的内涵，要靠评论者和读者来发现，很多价值性的发现都是这样产生的。从中也能看出评论的价值、评论的创造性，以及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的作用力。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写的小说《奥勃洛摩夫》，杜勃罗留波夫给他作评论，冈察洛夫看了评论以后说，我现在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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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一篇序评就像一场感冒发烧退了一样，很苦也很畅快

本报记者：您治学的严谨和勤奋是人所共知的，但您又不是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您对文艺现场始终是密切关注的。很想听听您在书斋和“现场”之间的故事。

王向峰：搞文艺批评的人必须接触实际，必须到现场，想办法主动地接近现时的文艺现象，再把它们带回来进行研究。电影、电视剧、文艺节目、流行小说，我都会看。不光看非常经典、大家都说好的，还会有意识地看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有人认为比较糟的。能从不怎么好的书和节目中看出它的不好来，也是见水平的。

每写序言时，要从中找到一些值得讨论的东西，就需要把理论素养带到里面去，把从书斋中得到的学理性的东西在书的土壤上、画的土壤上、电视剧的土壤上出苗开花。比如，我为王秀杰的几部散文集写序，她的几篇山水游记写得非常好，从中我意识到写山水不能是模山范水，不仅把山啥样水啥样告诉别人，必须自己得进去，得像《后赤壁赋》《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这样写法，得像屈原写《橘颂》，从一山一水一个橘子中发现人应该怎样生活、怎么成长。这个想法逐渐强烈起来，再经过深入地思考，就形成了理论研究的新观点。

本报记者：很多人都羡慕您能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研究和创作状态。王充闾先生给他的诗集题名为《蘧庐吟草》，“蘧庐”一词始出《庄子·天运》篇:“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意为暂宿之处，同时也是通向心性逍遥的驿站，您赠充闾先生的诗中说“不负蘧庐一宿缘”，那么在您的“蘧庐”里又是怎样一个天地？

王向峰：我的生活很简单，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写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文章，是很折磨人的，佛禅作为“苦谛”之一的“五蕴”中，有“想”和“识”，都是标识思维之“苦”。我作诗作文，包括写序评文章，常常惮于落笔，反复思考，文章写完了，就像一场感冒发烧退了一样。不断这样循环，非常苦；但是文章写出来以后，又觉得有一种“刺破青天锷未残”的轻松畅快，真挺幸福的。如何不负蘧庐一宿之缘？我在给充闾的诗中有云：“鲲鹏屡奋逍遥翼，不负蘧庐一宿缘。”意在上句，那就是：学问能不断积累，能够在理论和诗意的天地里像鲲鹏一样御风飞扬，无执，不住，心无挂碍，不知道的尽量多知道一些，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有感触能把它写出来，能用自己的学有所获去帮助和影响一些人，此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