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西方若理解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有助于提高治理水平

　　学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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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和大家探讨了三个中国理念：实事求是、民本主义、整体思维，今天想再和大家探讨三个中国理念，首先是民心向背，继续上次的顺序，这应该是第四个中国理念。

　　记得几年前我去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一位欧洲学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过程，不是通过多党竞争，不是通过普选，怎么具有合法性？

　　我笑了，我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的话，那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普选，就自称代表美国人民。实际上美国现在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就是他们的国会议员，但他们是选出来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在基本完成现代化之后才开始实行普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在实现现代化以前，西方各国政府都不具备合法性？

　　像泰国这样的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来不可能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我问他类似这样的问题，他没法回答。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特别是涉及到所谓政权合法性的叙述。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那连你执政的前提它都可以给你抽走。我对欧洲学者说，中国政权合法性理念形成的时候，美国还不存在，英国也不存在。中国政权合法性叙述的核心理念就是民心向背，或者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理解了这一点，对于提升西方国家今天的治理水平都非常有帮助，他们还不懂这个概念。

　　民心向背是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哲学概念，非常重要。民意和民心是两个既有联系但有一定差别的观念。一般来讲，民意大致指的是公众舆论，英文我们可以用“Public Opinion”，但民心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英文我一直没有找到最好的表述方法，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叫做“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还不够准确，但一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译文。

　　实际上我们的先哲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说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是更重要的。民意它有时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时候不能反映民心。以我们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为例，民意可能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就发生变化，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每天都有舆情事件。但我们发现很多人都认为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舆情很快就会反转。

　　但民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来表述的话，我想它指的就是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支持，背后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我们有这种跟西方不同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

　　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一流的治国理政应该是民心治国，而非简单的民意治国。民意治国往往就是美国资深媒体人加德尔森说的“即时新闻的暴政”，也是西方今天政治制度下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像是短视政治、民粹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从过去数十年情况来看，以中国为例，即使受到互联网民粹主义的压力，但总体上，中国执政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实行民心治国。这是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像西方很多国家那样，只能规划一百天甚至更短的时间，或者最多规划到下一次选战。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的“天下”概念是与民心相连的，也是与“为公”相连的，这也是对我称之为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承。中国古代先哲几乎都怀有“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日本有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他这样说，中国人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在东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对中国皇帝和朝廷是一种制约，也是一种激励。这种传统一以贯之，甚至延续至今。此外，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文化，背后也是天下为公理想。一旦一个朝廷被广泛地认为它在谋私，而不是在为公，那么它就失去了天命。一个朝代的动荡，甚至更替就可能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不太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是发生在中央政府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多数人都期盼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往往是民心的主流。至于我讲的文明型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和它形成的文化传承有关。我也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的一种核心竞争力之一。

　　有人认为只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治安，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200到300年的朝廷是常见的政权延续时间。而西方文明，坦白说，近代文明也就是过去两三百年，这当中经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的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西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理念，这是对统治者的警示，唯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统治的合法性。我想，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契约论，比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理念要早2000多年。中国民心向背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中国的这个理念对治国理政水平的要求远远高于西方政治模式对治国理政水平的要求。

　　这就涉及到我想讲的第五个中国理念“良政善治”，也可以简称为良政，英文可以表述为Good Governance。对于良政善治，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些西方国家想垄断这个概念的定义，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远在西方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在西方现代政治学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先哲关于良政善治的论述和实践已经非常丰富了。这种追求良政善治的传统源于中国古代先哲一直怀有追求完美社会的这种理想。比如，《尚书》中写道“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论语》中也有“政者，正也”，《道德经》中的“正善治”，《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我想都体现这种追求完美社会的理想。

　　从世界政治历史的比较来看，有位历史学家叫许倬云，他就认为中国文化代表了追求完美社会的一端，印度文化代表着寻求解脱的一端。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也主要是寻求超越现实世界的救恩与解脱，一直到西方经历所谓启蒙运动、人本主义思想开始抬头以后，才转而追求现实世界建立完美的社会。

　　换言之，无论从文化传承来看，还是从源远流长的治国理政的实践来看，中国人对治国理政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我们要当仁不让。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良政另外一个表述就是叫善政。我们古人在《尚书》里面就使用过“德惟善政”，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良政或者良政善治，而不一定使用善政，为什么？因为随着汉语本身语言的演变，“善”字在现代汉语中的首要含义已经是“善良”。今天我们如果使用善政，可能会被误解成善良的政治，甚至是老好人的政治。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良好治理或者良政的目的的。所以完全作为我的一家之言，今天汉语中良政更准确地表达了古代讲的善政的意思。另外良政这个概念在英文表述中也和Good Governance非常吻合，所以便于国际交流。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听得懂这种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一个地方治理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我在不少场合讲过一个观点，很多西方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这种分析范式。一些中国人也习惯套用这一西方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所以老是读不懂中国政治。在西方范式下，你发觉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两类，它们是互相对立的，不是民主就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民主的概念只有西方一家可以界定，别人是不能界定的。结果这个范式现在变成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惯用的推动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工具。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使用一个更为中性的、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所以我一直主张用“良政还是劣政”来代替所谓“民主还是专制”。

　　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才行，落实到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目前来看总体上它们的治国理政能力在普遍下降。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

　　既然说到良政善治，我们就要探讨第六个中国理念“选贤任能”。实现良政善治要有人才。中国古人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从思想传承来看，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普通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

　　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担任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是格格不入的。过去西方创造了一个神话，是“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也没有关系”。但随着中国模式，特别是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今天还相信这个神话的人，估计自己也是傻瓜了。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力直线下降；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治国无方，国家就走向破产。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选贤任能制度也源远流长，包括持续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在当时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竞相模仿。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科举制度后来走向了僵化，直至被废除。但治国理政需要靠人才、人才要有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是中国人不可动摇的信念。

　　（张维为：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