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史研究是有清一代历史中最为艰涩的一段。萧一山、孟森等前辈学者的著作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直到改革开放前，清前史研究的基础都堪称薄弱。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几部以清前史命名的通史类著作，多失之简略，缺乏对清前史全面、系统的研究。由清史专家朱诚如、白文煜任总主编的《清朝前史》共5卷257万字，是目前学界规模最大的一部研究清入关前历史的学术著作，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构筑了一座坚固扎实的清前史大厦。

该书以“满洲源流”“天命朝”“天聪朝”“崇德建国与发展”“崇德至顺治朝对明战争”为五条主线，对清朝完成定鼎中原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争、民族关系、重要历史人物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且解决了清前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疑案，给人以鲜亮醒目的感觉。

关于满洲的来源及兴起，以往的研究或将信史与杂说掺杂，或将国家与民族并论，或先世与本体不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该书于汉满文史料中耙梳钩稽，溯源而辨析，认为“诸申”是明末女真人对本民族群体和个体的自称，即汉语中的“女真（女直）”。“满洲”一词“源于女真先世尊贵部族酋长及其属部的敬称，努尔哈赤崛起后，用于其所在部落及发展壮大后政权内女真族人的称谓，至天聪末年用以取代旧族称。”至于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定族名为“满洲”的谕旨，则是“基于重新崛起以来本民族状况的变化和对未来发展的考虑”，亦即为了最大可能扩充本民族的成员，消除中原汉族人的敌视情感。

对明清战争问题的研究，该书也多论前人所未及，有填补空白之义。如把后金统一黑龙江各部的战争，看作明清战争的组成部分，“皇太极与其父努尔哈赤统一黑龙江地区，以及吸纳漠南蒙古进入清政权，是正确处理边疆问题的一个典范，实具划时代的意义。”作者还认为，“与明的战争的开始，就是它统一全国的开始”，这是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再如，该书对清入关前汉、满、蒙等民族的复杂关系，也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人们展现了东北广袤大地上一幅由“女真南迁、蒙古东进、汉族北移”而形成的各民族“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的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画卷，并得出结论：“明中叶以后，整个白山黑水之间，辽河平原上下，以至广阔的东北大地已成为一座民族渗透的大熔炉。”

除了疑案研究，该书还通过深度探索，对现今通说的一些错误进行补阙、纠谬，弥补了前人的疏失。

据民国《兴京县志》记载，建州三关是以雅尔哈关为头道关，代珉关为二道关，扎喀关为三道关。以往诸多著述依此而持论，作者在抚顺青龙山（萨尔浒战场遗址）实地考察后，得出新论：建州设三关乃层层设防之意，其紧邻明边的扎喀关当为头道关，即边关；代珉关为二道关，而雅尔哈关则是防守家园的最后一道关，即三道关。雅尔哈关所在地至今仍名“三道关村”。作者同时又指出，官私史书所记杜松战死的时间、地点皆混乱有误，并绘出萨尔浒大战示意图，订正前此诸多史著图示的谬误。

清官修史书多处记载了皇太极时期四大贝勒之一阿敏的“悖逆言行”，以示皇太极对其惩罚的正确性。该书作者在将清官修史书与《朝鲜王朝实录》比对后指出，清官修史书将阿敏致朝鲜国王书信中的“原是为”错为“原不为”，致使意思截然相反。所谓阿敏率军入朝竟欲留朝不归，完全是修史者的谎言。这就以确凿证据推翻了皇太极对阿敏的诬陷，有力揭示了皇太极不择手段强化汗权的实质。

再如，清官修史书或档案称“皇太极”为清太宗本名。据此“官说”，以往史学界中有人在皇太极名字上大做文章，称其所谓“上合天心”“预示日后登极”,皇太极即为清太宗汉译名讳这个定论已通行300余年。该书作者为厘清此史实，于20多种国内外相关史料中钩稽求索，又从文献成书时间、著史官员阿谀心理、蒙语及满文的发音特点、努尔哈赤多用智勇、诚毅之词赐子弟以美号的成例、西方人对明清之际中国东北地区状况的了解渠道等角度，层层考证辨析，彻底否定了“自幼命名皇太极”“天意预定”之史论，而得出令人信服的定论：“清太宗的汉译名，应来自其参与军政事务初年所得封号，并在受封后代替其本名（按，指满文名）见称于世……从而使清太宗满、汉名都成为专有名词。”（作者：邓丽萍，系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