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讳字忌日记》，刻于东汉初期，为记载三老夫妇祖孙讳字、忌日等。其右面刻4列，每列4、5、6行不等，左面刻3行，行30字，左右和各列之间均刻有界栏，在第一列之上有一“此”字，疑原石有额，或遭损折。

石上所刻忌日有建武十七年（41）和建武廿八年（31），大约就设立于此后数年间，可能是立于祠堂，以便祭祀而设的，内容和书刻均为子孙乡民所为。清咸丰二年（1852）五月于浙江余姚客星山下出土，今藏杭州西泠印社。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有魏锡曾手拓、赵之谦题署，沈韵初原藏装裱本，乌金拓，神采奕奕，纤毫不爽。

石刻为隶书，一、二列和左三行的字风格相一致；中宫紧收，而波撇横画又往往延展得很长，敛中有舒，互相衬托，《石门颂》似其体势。三、四列可能因刻的是生者名字，字迹稍大， 风格亦略为不同；形体方广，笔画尽量充满四周，内疏而外密，气象雄阔，与稍晚数年的《畜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永平六年，公元63年）相似。

《三老讳字忌日记》虽然石质尚坚好，打磨也较平光，而其时石工所能掌握的刀法皆十分简单。金石家魏锡曾在《绩语堂碑录》中有对其刻法观察的描述，云：“《三老》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脸坼裂如松皮。”这种刻法还是承袭了西汉以来刻石简单刀法，与大多东汉摩崖刻法大致相同，其所出效果并不是书丹的笔意，而产生出一种逆涩之势。

《三老讳字忌日记》中有许多字带八分书波势，用单刀正锋凿刻来表现笔势，不像双刀易于刻出粗细提顿的变化，但刻工采用了这种方法：将撇画用长长的弧形线条流宕而出，而末笔横画或捺脚尽处用刀中锋微微翘起收住，形成了既飘洒又倔强的姿态。个别字如左面第二行中间的的“及”字，末笔却用双刀刻成丰肥的一捺。这种刻法，在东汉中后期的碑刻中就普遍被采用了。

由笔法与刀法相结合的形态，加上千百年来风雨剥蚀的痕迹，所形成生拙的笔画和古朴的气息，前人称之为“金石气”或“石气”。清代碑学派书家从二王藩篱外另辟蹊径，他们对传统的笔法并不在乎，有些人将“金石气”来作为创造新笔法的滋养。所谓的金石气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完全凭个人的喜好、追求去摸索和领悟。

清末书法家姚孟起在《字学臆参》中说道：“临汉碑宜有石气，然非拳曲之谓也。问：何谓石气？曰：不可说。”“作隶须有拙笔乃古。”客观事实上，汉代石工那种简率的刀法并非是要想在书法的基础上作艺术的再创造，而是一种技艺上的不成熟，但它在清代碑学派书家眼里，却正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一种原始美、质朴美。所以清代碑学派是循古而创新的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