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的“分裂”状态

思想史研究的“分裂”状态

晚近以来，思想史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颇为“分裂”的状态。

一方面，作为“思想”，按照长期以来的标准，自然是以每一个时代思想家的论著为最基本的历史文本，只有在熟读其论著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地探讨思想流变与思想遗产，很难想象，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而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的文章著作不甚熟悉，这会是一种怎样的研究风格。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不应只关注那些“精英”们的思想学说，那些民间文书、市井小报、宣传册子，就成为思想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材料。

这两种思路，犹如两条鲜有交集的铁轨，顺此而下，将通往各自不同的目标。

换个角度来审视“思”

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作者王汎森强调其所关心的“是‘Intellection’，是广义的思想活动，是一切‘思’之物，是思想如血管般遍布整个社会的现象。”

在此基础上，审视思想的历史。首先要看到每一段历史皆非单线的，其中有不同力量同时纠缠。其次应从历史中看到层次的分别，特别是各层次之间的分别与界限往往模糊难定。

因此，“在讨论思想史时应该留意它有一个纵深，需要了解并处理思想在社会中周流的实况，免得将某种‘思想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当作‘历史的现实’。”

在本书中，作者着眼于“现实中思想如何扩散、下渗，或思想与日常生活如何发生关联，以及思想传播的节点、渠道等问题”，从思想如何与生活发生关系、为使思想生活化人们做了什么安排、思想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等方面入手，细致刻画了近代中国思想在复杂历史场景中的流变，以及接受某一种思想的人之心态、信仰与情绪的起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强调，“并不是要刻意忽略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或刻意将思想化约为生活”，因为“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思想家，如孔子、朱子等人从思想史上抽掉，东亚历史将会变得非常难以想象。”

挣扎在“如何成人”的焦虑中

作者以几个具体的案例，分析思想观念如何与日常生活交织、如何在具体的政治与社会变动中展示思想的意义。其中包括了近代知识分子从塑造“新民”到渴望“新人”的心路历程；新文化运动以来青年人心理的“烦闷”感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政治诉求，寻求各种政治上的“主义”；进化思想如何具体而微的影响到近代的历史观、时间感，以及个人的自我认知等。

凡此种种，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与细致的分析，呈现出一幅生动而不失深刻的近代历史变革图景。在这些具体的案例里，作者提出了许多颇有启示意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历史叙事。

通过梳理近代从“新民”到“新人”的历史过程，作者追问：在近代中国，“怎样才可以称为‘人’？怎样才可以称为良善的‘自我’？自我完善的传统方式如何一步一步消退、并转变成一种新的形式，以及这种转变与近代政治、社会变动的关系。”

年轻人找到了什么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各种思潮，如何影响到大多数青年的心理与思想变化。

作者指出，在那一时期，“不只是思想文献，当时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也表达了许多新概念或形成了新的感情结构，人们就在这张网络之下吸收、编织他们的思想及意义，而且这张新的思想网络也成为公众构思评判事务的新标准。”

同样，“我们可以观察在地的小知识分子或在地读书人，如何感知、回应这个举国震撼的运动，如何迎接或推拒，如何赋予在地的诠释，新思想如何影响在地的生活方式；在废除科举之后，地方青年如何形成新标准或新力量，并把自己塑造成新的地方精英等。”

但是这也显现出一个问题。作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解放的、希望的，乐观地认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找到真正属于‘人’的文化，但是解放的另一方面是生命意义都得由自己重新造起，因此也有人感到茫然而无所适从，对他们而言，新文化运动带来解放，同时也带来烦闷感或失落感。”

主义渐渐成为公理

职是之故，“主义”在近代中国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晚清之时，不少士人认为在政治上有“主义”与无“主义”之间差别甚大，前者体现了“公”的特质，后者俨然充满私利。并且随着西学的大范围传入，“主义”慢慢的等同于“公理”。

及至1920年代，许多人开始相信，中国需要“整体的”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并且需要通过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因此，“主义”就成为了人们孜孜以求之物，各种主义也争相竞逐，知识青年争相加入，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的未来。

而在各种主义当中，作者特别指出：“在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处处冠上‘主义’，但往往要求模糊、徒具虚文。有些抓住三民主义的科学性或其中任何一点，来合理化本来就在进行的工作。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它的笼罩力自四面八方而来，判断是否合乎主义时，论证严谨，层次井然，宛如进行守护真理的辩诤，其威力广大无比。”

研究历史不能忘了人

本书中，作者还审视、检讨了一些对近代史学影响极大的观念。作者强调，近代中国人对“未来”有着极强的向往，而这种“未来”的具体所指，“通常就是现在或未来的西方。”于是“出现了一种中西历史‘合和’的潮流，其实就是把中国纳入‘普遍历史’之中。”在此情形下，作者认为，一些史学要在“未来”中寻找解释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基础，它是历史的，但也可能是反历史的。相似的，在作者看来，近百年史学研究中有一个颇为凸出的特点，即“人的消失”，历史研究愈发轻视每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与位置，这样其实难以探寻一个时代的全貌。因此“现代史家贵在能将‘人’与非个人性历史力量交织在一起考虑。”此外，“我们不能忘记‘史学’存在几种基本任务，其中之一便是提供历史的教训，而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对‘人’的教训。”

王锐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学术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特别是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近期关注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历史论述、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本土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