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大，人们至今仍会想起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也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基础。
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同样也曾经为了一个错字而道歉。
从一篇文章发现一位人才
1912年是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同年3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国家刚从专制政体，转向共和政体，作为民国教育事业的执掌者，蔡元培急需人才充实民国的教育力量。
此时，一位正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教师胡玉缙写了《孔学商榷》一文。蔡元培读了很感兴趣，他通过这篇文章看到了胡玉缙的才华，决定邀请其到教育部任职。
胡玉缙（1859~1940），近现代文学家、学者，字绥之。民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著有《甲辰东游日记》六卷、《说文旧音补注》《许庼学林》《许庼经籍题跋》等。
一个字引出一封“抗议信”
蔡元培指示下属官员起草一封信，内容是请胡玉缙来教育部任典礼官。
教育部胡玉缙的信全文为：
“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等因。”
胡玉缙当时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他，本应感激不尽。可出乎意料的是，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竟然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
以下是胡玉缙写给蔡元培先生的抗议信全文：
昨晚接大部来函，内开：“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等因。”展阅之下，无任惶悚。
窃念国民下级官当服从上机官，此不易之理。惟“谕”字似承亡清陋习，现虽一切程式尚未规定，而专制性质之字样，必屏而弗用。民国前途，方有冀幸。况玉缙为前学部人，与今教育部初无继续之关系，未知从何谕起！
在玉缙略具知识，甚愿为民国服务。如相契以道德，固所乐从；若以为犹是希望先生之谕而不可得者，则民国之大，此辈车载斗量，亦何必以玉缙滥厕期间。先生富于共和思想，玉缙亦珍重民国前途，用敢直陈，惟恕其狂愚，幸甚！肃此布肊。敬颂
台安
胡玉缙敬启 五月卅一号
从这封“抗议信”中可以看出，胡玉缙对蔡元培下属官员写给他的请任信中的一个字颇感不满，这个字就是其中的“谕”字。
胡玉缙不满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谕”字是“亡清陋习”，是专制王朝用的词汇；当时已是都民国，虽然文化生活中的许多程式尚未规定，但此类带有专制性色彩的字样若再次出现，有背时之嫌，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应该摒弃不用。
第二，“谕”字是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的文体，胡玉缙认为，自己虽是前清的官员，但跟民国的教育部没有隶属关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不能对起发号施令，因而“未知从何谕起”。
从这封抗议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前清知识分子的胡玉缙，在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迭后，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固有的操守——严谨治学的精神。即使是面对一封私人信件，胡玉缙依然用教书人特有的犀利眼光来看待它，不放过任何差错。
也许正是因为一直保持着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胡玉缙才得以在学问的领域中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因为一篇文章而被蔡元培“发掘”出来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封抗议信也体现出胡玉缙面对权贵不卑不亢的人格。教育总长命人写信给他请他出山，如果换了有些人，可能欣喜若狂，答应奉承还来不及，哪里还会静下心来发现信中的问题？
又或者，即使发现了问题，出于对上级权威的“维护”与“讨好”，又怎么会刻不容缓地指出其用词不当的地方？这种不轻信盲从、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具备精神品质。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民国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一位大师的道歉信
收到胡玉缙的“抗议信”，蔡元培在百忙之中回复了一封道歉信。
以下是蔡元培写给胡玉缙的道歉信全文：
复胡玉缙函
（一九一二年六月初）
绥之先生大鉴：
于报端得读大著《孔学商榷》篇，无任钦佩。深愿得一朝夕奉教之机缘。
适有接受典礼院一事，似与先生所精研之孔学不无关系，故以奉烦。无论专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谕，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议，致承政厅遂袭用之。
奉惠书后，即传示厅员，彼等有所答辩，附奉一览。字句小疵，想通人必不芥蒂。民国初立，教育界除旧布新之事，所欲请教者甚多，尚祈惠然肯来，相与尽力于未来之事业，敬为全国同胞故以请。并维
起居安善为祝
蔡元培敬启
蔡元培的道歉信篇幅不长，却诚恳有礼，字里行间皆透露出对待批评意见严禁谦恭的态度。
信的写法也很规范：大意是先解释了一下邀请的缘由，之前读了先生《孔学商榷》文章，很是钦佩。正好现在典礼院需要用人，所以邀请先生来（这是因为此前的“谕”中，并未交代邀请缘由，这里算是补上了）。
然后，解释了一下，说因为公务繁忙没有细看，导致承政厅沿用了前清的“谕”。“字句小疵，想通人必不芥蒂”，即“字句上的小毛病，希望您大人有大量”之意。
最后，回归正题，再次邀请胡玉缙，“民国初立，教育界除旧布新之事，所欲请教者甚多，尚祈惠然肯来，相与尽力于未来之事业，敬为全国同胞固以请”。
通过这封道歉信，我们不难看出一代大师蔡元培先生的开阔的胸襟与气度，他并没有因为别人指出了其下属的错误而耿耿于怀，而是在第一时间反思自身，并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因为没来得及细看而导致的用词不当。客观审视自己的错误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格局。
严格来说，关于“谕”字的错误是蔡先生的下属犯下的，与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为下属的错误承担责任的行为，是其不计个人得失、对待工作尽职尽责的完美体现。
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教育名家，开北大“自由”与“学术”之风，有赖于其认真开放的治学态度与爱才精神。他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了一个字亲自给被人回信、道歉，既体现了其对学问的一丝不苟，也体现出其对人才的爱惜与尊重。
其延揽人才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看到这样的回信，谁不会动容？
这封道歉信丝毫没有影响蔡元培先生的声望与威信，反而使他在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后来，胡玉缙欣然答应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担任筹备处主任；再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玉缙亦赴北京大学任教。
一个错字带来的启示
“谕”字事件也让我们认识到书面语中用词规范的重要性。
凡是政府公文，无论中外古今，都有一套文体规范。这既是公文权威性的体现，也是信息高效传递的需要。
当前中国政府公文，按照信息传递方向，可以大致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这个道理，就跟我们在家跟长辈、晚辈、平辈说话需要有不同的语气语调类似。
跟长辈说话（上行文），需要客气点，常用的文体有请示、报告，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请示需要上级回复，报告则不需要。
举个例子，如果孩子期末考试第一名，心里高兴，赶紧告诉给爸妈，让他们知道这个好消息，这就属于报告，他们并不需要回复啥；但如果想买一身衣服，编了一通理由，然后请示爸妈，我买还不是买了；买的话，给多少钱……这就属于请示，爸妈需要有个回复。
跟晚辈说话（下行文），不用那么客气；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气下，还是有差别的。
“命令”往往宣布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规格最高；
“决定”是针对重要事项或者行动的安排，往往是方针政策性的，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通知”是最常用的文体，上级有要求了，那就直接转发通知，当个“二传手”，不参杂任何自己的意见；
“意见”以指导为主，不是强制性地具体地布置安排工作，而是参考性地提出工作的目标任务、原则和措施方法。
跟平辈说话（平行文），主要是函。比如财政部有事儿找某省政府，只能发个函，因为都是省部级单位。
就“谕”字事件，蔡元培给胡玉缙的复信选择的文体是函，十分得体，体现出其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特点。比如，你单位要邀请某大学教授进行讲座，自然是发个邀请函好点，而不是发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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