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略中国。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他高举爱国救亡的旗帜，依靠光绪帝发动了变法的维新运动。他是作为维新派的领袖而名垂史册的。
清咸丰八年初五(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西棕山北麓的银塘乡。这个男孩的诞生，对已有两个女儿而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影响颇深的康氏家族无疑是一大喜讯。正在钦州(今广西)任职的祖父康赞修接到长孙诞生的消息，十分高兴，欣然命笔作家书，赐小孙子名“有钦”。但在家中的伯祖父康学修早己迫不及待地给孩子起名“有为”了。
康有为的先人以科举致仕，走正途为官。所以，当他还在襁褓中时，家人就抱他看画识字，6岁时，便开始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并正式拜师琴风仪读《大学》、《中庸》和《朱注孝经》。一天，有为的伯父康彝仲来到私垫与先生聊天，谈到康有为的学业时，先生既为表现自己教授有方。也为表现康有为学有所得，便让康彝仲给康有为出诗连对，康彝仲信口而出：“柳成家。”康有为眨了眨眼，随声和道；“鱼化龙。”言毕，伯父与先生开怀大笑，向童年的康有为投去赞许的目光。
康有为10岁那年父亲过早就辞世了。他随祖父就读书于官舍。每当夜色降临的时候，祖父办公，康有为便倚在窗外的栏杆上，借月光而读，对一天读过的书，不背熟，他是不肯睡觉的。逐渐地，康有为对中国历史发生了兴趣，他阅读一些正史、合典、实录和名人传记。知识与见识的丰富，使康有为经常思考一个学者们不愿意思考的问题，是学点有用的知识为社会作些实际贡献，还是继续谈八股文身于封建仕途。
祖父去世时，嘱咐他一定发奋。有为牢牢记在心上。为了应试，他投到南海名儒朱次琦的礼山草堂读书，一学就是3年。
朱次琦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赞同顾炎武、王夫之的学说。他讲授儒家诸经的时候，大胆地批判汉宋门户之见，对官场的黑暗、腐朽深恶痛绝。这些深受康有为的赞赏。从师朱次琦后，他大有“旅人之得宿，盲人之睹明”的感觉。
传统文化犹如汪洋大海，欲跃雷池更是着实不易。康有为提出的一些挑战性问题，连他的先生和同窗也不能理解。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他又转去西核山，专读道家和佛家的书，以求得到佛家“静坐养心之术”。在他21岁时，认识了翰林院的编修张愚华，在相互来往中，使他了解到京师风气、近时人才，各种新书，以及社会上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他开始读一些介绍西方的书。后来，他又先后游览了香港和上海，看到英法殖民主义者管理的租界和殖民地，街道整洁，市面繁华，他非常羡慕“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要救国只有学西方。
康有为忧国忧民，希望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法，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从1888年到1898年的10年间，他7次上书皇帝，要求变法革新。
1888年，康有为30岁，他第二次到北京应试，结果名落孙山。然而，他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写了一篇长达5000字的“上皇帝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那时，正是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特别是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遭到惨败之后，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但是，由于言词激烈，转递的大臣怕得罪皇帝扣下而没有上达。康有为并没有气馁，他回到广东，一心著书讲学，宣传变法主张，先后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提倡变法理论的主要著作。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搞了几十年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去，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这时康有为正以举人的身份在京应试进士，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激愤，便和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190多人联名上书皇帝，提出了拒绝签订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三条主张。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从此，康有为变法主张全国尽知，他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后来，他联络梁启超、谭嗣同和各地变法维新分子，办报纸，设书院，成立学会，宣传变法主张越发激进，各地响应者很多，维新运动渐入高潮。
6月11日，深受维新思想感染的光绪皇帝打破不得接见小臣的“家法”，决定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光绪帝问过康有为的出身、年龄后，便听他陈述己见。康有为痛心地说：目前四夷交迫，分割我们的土地，中国快要灭亡了。光绪帝答曰：这都是我们守旧所造成的恶果。康有为进言：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药就在此，既知因守旧造成祸败，就应变法维新，这样中国才能富强。接着，他详细地论述了变法的问策深得光绪帝赞赏。
召见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三天后，康有为又上了《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再次陈述“大誓群臣，统筹全局，开制度局”的主张。接着他一鼓作气，陆续进呈了比较列国变法的《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等书。这期间，他昼夜撰写废八股、开学堂、历工艺、裁绿营等有关变法事宜的奏折。
经过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维新风气大开，学会降起，报馆林立，维新要求成为愈来愈多的人的向往。这场由康有为策划指导，光绪皇帝亲自主持的变法维新运动，震撼了紫禁城，动摇了封建大厦的根基，直接指向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中枢。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维新变法。为了控制权力，慈禧太后还规定新被任命的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必须到她面前领训谢恩，实际上把任用高级官吏的权利也掌握在她的手中了。在变法斗争日趋激烈的9月份，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他杀掉荣禄，恢复帝权。袁世凯当面满口答应，背后却向荣禄告了密。慈禧太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逮捕了谭嗣同、林旭、杨锐、康广仁、刘光弟、杨深秀六人，并于后不久杀害。历时103天的变法维新，就此宣告失败。
康有为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多次上书皇帝，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希望通过变法争取中国独立富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某些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积极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了许多志士仁人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和斗争。
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康有为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变法失败后他先是逃亡国外，后又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写《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两文攻击革命，反对民主共和，反对孙中山。从维新派的首领，堕落为保皇派的头目。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将康有为选在影响中国历史百人之列，想必读者都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