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没有到过湖南,更未曾涉足桂阳，但有这么一位桂阳人却多次出现在他的日记中，是鲁迅为数不多的湖南籍友人，他就是民国时期桂阳鼎鼎有名的社会贤达——雷渝。
雷渝故居
就读岳麓书院，考中末代拔贡
雷渝，字芷潜（一字志潜），晚晴时期出生于距离桂阳县城仅十余公里的仁义镇田心村，年少时聪慧异常，诗文俱佳，很早就考中了秀才，有“神童”称谓，10多岁时与好友李木庵一起课读龙潭书院，吟诗高仰亭，并互为金兰，后又一起赴岳麓书院就读，解放后，李木庵在其《寄怀雷芷潜老友》一诗中写到：
六十韶华如逝水，昔皆童稚今成翁。
记从岳麓书同砚，长伴昆山玉一峰。
作宰声腾贵筑遍，论文体绍龙门工。
何时归去重携手，高仰亭中啸晚风。
以此表达出对老友的深切思念。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数十万举贡生员“失业”，为解决学子的出路问题，于1907年进行了最后一次举贡考试，在这次考试中雷渝一路过关斩将考取拔贡，搭上科举末班车，并以朝考一等钦点七品小京官,留京任职，开始了仕途生涯。
雷渝书法
任职京师图书馆，与鲁迅交情匪浅
宣统三年（1911）桂阳籍湖北候补道陈兆葵为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行走，举荐雷渝进入京师图书馆为馆员，因工作之便，雷渝得览各国图书，风雨无懈，学识大为增长。1912年鲁迅进入教育部工作，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工作。第二年京师图书馆筹建新馆，教育部委派鲁迅等人负责清查图书工作，雷渝因工作交集，得以结识鲁迅，并造就深厚友谊。京师图书馆是张之洞以大学士筦部之名奏请于1909年设立的，1912年8月开馆，初以北京什刹海广化寺为馆址，藏有《永乐大典》残本、《四库全书》《敦煌唐人写经》等，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图书馆。1913年10月因图书馆交通不便，馆舍陈旧，藏书条件差，教育部决定另选馆址，同时责令暂停图书借览，并派遣教育部佥事鲁迅、沈彭年、齐宗正，胡朝梁、戴克让等人，会同该馆馆员王懋鎔、雷渝等，将所有收藏图书按照目录检查，装箱封锁，并清理存款帐册，改组图书馆事。1913年正好是京师图书馆创建初期，鲁迅作为直接领导，带领雷渝等原馆员，在京师图书馆的选址、馆藏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在图书馆的选址方面，当时京师图书馆位于广化寺，那里比较潮湿，空间上也比较狭促，作为图书馆并不合适。为寻找适当旧有建筑作为京师图书馆馆舍，鲁迅等人花了不少心思，并躬自进行考察青厂、石桥、国子监等很多地方。
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清政府也给调拨了一些文献，但是很少。鲁迅做科长以后，在馆藏建设上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把《古今图书集成》划拨给京师图书馆，是我国第一部较大的类书；二是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把收藏在承德的《四库全书》调拨给京师图书馆。当时承德的负责人已经把《四库全书》运到了北京，但是没有给京师图书馆，而是给了内务府。后来鲁迅亲自去协调，才调拨给了京师图书馆。《四库全书》是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四大收藏之一，另外还包括《永乐大典》，这也是鲁迅努力争取后才移交京师图书馆的。可以说鲁迅和雷渝等人为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京师图书馆广化寺馆址
当年末，鲁迅等谨遵部令与京师图书馆雷渝等馆员通力合作，对书籍分别部类，编列号数，刊印标签，逐册粘贴，依序陈列，以便收发检查，并待搬迁和改组。因为工作原因，这一时期二人交往频繁，雷渝还多次造访鲁迅家中，《鲁迅日记》数次记载了二人的交往情况，如：“（12月4日）晚，雷志潜来，名渝，桂阳人，旧图书馆员也。”；“（12月10日）无事，晚，雷志潜来”；“（12月20日）晚，雷志潜来”；“（1914年1月2日）上午郑阳和、雷志潜来，未见”。雷渝之名数次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中，足见二人交情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一段二人的误会，事情的起因是当年12月雷渝图书馆的同事兼好友王懋鎔（字佐昌）病危，申请回乡，请求解决路费，但当时教育部对下属漠不关心，迟迟未有处理意见，雷渝不忍好友客死异乡，代为上访，多次找到领导鲁迅反映情况，鲁迅认为请求不合规定，难以满足，后来雷有点沉不住气，在给鲁迅的信函中颇有责怪之意，鲁迅对其的出言不逊颇为不满，言其“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见1913年12月26日《鲁迅日记》）”，此时雷渝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对腐败的官场和复杂的人情世故颇为厌烦，把教育部人浮于事的怨气迁怒于鲁迅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雷渝是青年，鲁迅并未太多见怪，仅是予以“闵叹”而已，好在后来王懋鎔病逝，教育部给予抚恤金百元，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遗憾的是，1914年雷渝解职归湘，从此和鲁迅中断了联系。
历任数任县长，为抗战出力
民国六年（1917）雷渝调任贵州贵定县知事，后又任河北清河、湖南江华等县县长，是当时桂阳县的知名士绅，雷渝虽然是末代拔贡，但思想并不守旧，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经常与友人探讨救国救民之道。忧国忧民，寻求国家民族出路，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1917年护国将军兼四川督军戴戡因反对张勋复辟，与川军刘存厚激战寡不敌众，战死沙场，时任贵定知事的雷渝有感于英烈气节，作有《祭戴戡》一文，洋洋洒洒600余字，厚重朴实，全文对革命，对先烈的敬仰之情，足见作者的忧国忧民情怀。抗日战争期间，雷渝寄居于桂阳城内，当时为安置流亡桂阳的失学青年，李木庵决定创建战时中学，但建校初期，经费、校舍等问题极其困难，身为李老至交的雷渝积极响应他的倡议，主动把自己居住的雷氏宗祠腾出来作为战时中学的校舍，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领族人捐款捐物，为战时中学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雷渝早年以诗文著称乡里，晚年淡泊仕途，醉身学术，尝考证唐代名琴《万壑松风琴》，留有跋文一篇。亦乐于慈善，同情弱者，嫉恶如仇，殆今乡人仍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