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晚清时期的掌权人，可以说算是半个女皇帝了。在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此后三度垂帘听政，直至1908年去世，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人们大多认为，这是由于慈禧太后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具有翻云覆雨、为人阴狠、手段毒辣等独特政治手腕。其实，这些并非重要、更非根本的政治原因。

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首先是基于清帝皇统继承乏人这一客观原因。道光以后各帝寿命之短促，子嗣之不旺，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后无嗣继位时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与清末三位皇帝、特别是其子同治帝继位时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因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咸丰帝死后，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表面看慈禧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新君生母这一更有利的地位，使其在与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朝中部分大臣也都坚持“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念，大都认为只有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

在以后对奕訢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辛酉政变以后，奕訢自恃有功，有时在用人行政方面，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他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但奕訢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但是，1865年3月底，慈禧依仗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突然以欺君藐上的罪名，将奕訢罢革，后她又以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赏还恭亲王的爵职。这终于使奕訢不得不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彻底臣服。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2000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已根深蒂固。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皇帝幼弱，亲贵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者，尚不能与慈禧太后争锋，尚有何人能够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

外戚专权与保持皇权独立是一对势如水火的矛盾。慈禧太后则妥善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数十年最为根本的原因。

如果将慈禧太后与唐代的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对此有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

武则天先是“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后来又正式登基称帝。不但立武氏七庙，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为皇帝，大力提拔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孙。这不但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引起众多唐朝重臣和旧臣的强烈不满与反对。

反观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的数十年间，她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的处理远比武则天稳妥得多，朝野上下没有人指责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是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把握得较为得当。

第一，未予那拉氏族人以显爵重任。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其父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则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以上封爵，皆为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而非“违制”的特例。其二弟桂祥，之所以在1888年被封为三等承恩公，是因其女被选为光绪帝的皇后，仍是循外戚封爵之惯例，与慈禧太后的个人意旨并无直接关系。慈禧太后之所以未对胞弟委以控制清廷实权的重任，除了与其弟缺乏才干有关之外，与慈禧太后特别关注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不给其他人以攻诘口实的意识自觉或心理警觉不无关系。

慈禧太后临死前，遗命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同时又谕命：“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即其侄女隆裕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她没有安排隆裕太后直接出面垂帘听政，而是让她退居于幕后。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第二，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血统最近的近支亲王后代。她的独断专行，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但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不忠或有所威胁。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以及其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人的矛盾与斗争，皆被人理解为是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不过是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而已。

综上所述，无论慈禧太后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她的确成功地使人们普遍认同其对爱新觉罗皇室是忠诚的，这应是她较为顺利地掌控清王朝最高权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