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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龙丨唐代两大藩属体系碰撞中的西南边疆

历史 05-26 来源：凤凰网

唐代两大藩属体系碰撞中的西南边疆

内容提要：从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看东亚，历史上众多政权之间构成了大小不同的藩属体系，这些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推动了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文章对唐代中华大地上以实现“大一统”的唐朝为核心和实现西南地区“一统”的吐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及在两大藩属体系碰撞重组下的西南边疆的状况做了探讨，认为唐代西南边疆政治格局的变化主要受到了以唐王朝和吐蕃为核心两大藩属体系扩张和南诏自身发展三个因素的多重影响，而依靠中原王朝的支持才能求得自身发展或许是南诏乃至西南边疆“内向化”的重要原因，最终成为了中国疆域不开分割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唐朝；吐蕃；藩属体系；西南边疆；碰撞和重组

作者李大龙，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中国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大一统”王朝和局部统一甚至也是较大范围“一统”的政权为核心出现的不同的藩属体系的碰撞、重组构成了这一动态过程的主要内容，这种碰撞和重组由之也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的稳定，不过从历史的发展看，藩属区域的不断内地化却是不同藩属体系碰撞和重组的发展趋势，也是导致中国疆域形成的主要因素。尽管以往学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探讨有了很多成果，也认识到了唐朝和吐蕃之间关系对西南边疆的影响，但鲜有学者从以唐朝和吐蕃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的互动视角审视唐代西南边疆，因此以下笔者对以实现“大一统”的唐王朝和和实现西南地区“一统”的吐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碰撞对唐代西南边疆的影响略作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

唐蕃关系是唐王朝边政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唐王朝和吐蕃在立国时间上大体相当，双方的关系经历了由战争到和亲，再由和亲到战争，不仅构成了唐蕃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影响到了唐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发展。

唐王朝建立之后，为了政权的稳定即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自己的藩属体系。唐王朝藩属体系的构筑是前代边疆管理体制的延续。据《新唐书·李大亮传》载：“时突厥亡，帝遂欲怀四夷，诸部降者，人赐袍一领、帛五匹，首领拜将军、中郎将，列五品者赢百员。又置降胡河南。诏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使以绥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及七姓种落之未附者，峙粮碛口赈其饥。大亮上言：‘臣闻欲绥远者必自近。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属者突厥倾国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变其俗，而加赐物帛，悉官之，引处内地，岂久安计哉？今伊吾虽臣，远在荒卤。臣以为诸称藩请附者，宜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怀德，永为藩臣。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所谓行虚惠，收实福。河西积困夷狄，州县萧条，加因隋乱，残耗已甚。臣愚愿停招慰，首劳役，使边人得就农晦，此中国利也。’帝纳其计。”李大亮所说的“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温彦博、裴矩则将其比喻为“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①]虽然表述不同，但性质并没有明显差异。贞观四年（640）突厥汗国灭亡后，唐太宗与大臣商讨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时夏州都督窦静即认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以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②]窦静的观念基本上和上述认识也都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也是唐王朝构筑藩属体系的指导思想上引史书记载“帝纳其计”即是明证。

唐王朝构筑的藩属体系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一方面藩属体系本身经历了一个由初建到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藩属体系的内部结构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从总体上看，唐王朝藩属体系的构筑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唐高祖、唐太宗两朝是藩属体系的初步形成时期，时间为公元618年至公元649年；唐高宗至睿宗三朝是藩属体系的基本定型时期，时间为公元650年至公元683年；则天朝至唐玄宗四朝是藩属体系的调整时期，时间为公元684年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则是藩属体系的逐渐衰败时期，时间为756年至公元907年。[③]

在唐王朝构筑藩属体系的同时，吐蕃也完成了对内部的统一并开始征服周边民族或政权。《唐会要》卷99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物产与吐蕃同……贞观五年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隙地。”《旧唐书》卷198载：“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民，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这些记载大体反映了吐蕃征服周边各族的情况。吐蕃对周边民族的征服实际上也是在构筑以吐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关于吐蕃试图构筑藩属体系的计划，我们在《新唐书》所记载的钦陵与唐王朝使者郭元振的一段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证圣元年，钦陵赞婆攻临洮，孝杰以肃边道大总管战素罗汗山，虏败还。又攻凉州，杀都督。遣使者请和，约罢四镇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诏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与钦陵遇。元振曰：‘东赞事朝廷，誓好无穷，今猥自绝，岁扰边，父通之，子绝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钦陵曰：‘然！然天子许和，得罢二国戍，使十姓突厥、四镇各建君长，俾其国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镇抚西土，为列国主，道非有它，且诸部与吐蕃异，久为唐编人矣。’钦陵曰：‘使者意我规削诸部为唐边患邪？我若贪土地财赋，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争何哉？突厥诸部碛漠广莽，去中国远甚，安有争地万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虽海外地际，靡不磨灭，吐蕃适独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陆近安西，于吐蕃远，俟斤距我裁一碛，骑士腾突，不易旬至，是以为忧也。乌海、黄河，关源阻奥，多疠毒，唐必不能入；则弱甲孱将易以为蕃患，故我欲得之，非窥诸部也。甘、凉距积石道二千里，其广不数百，狭才百里，我若出张掖、玉门，使大国春不耕，秋不获，不五六年，可断其右。今弃不为，亦无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黄仁素约和，边守不戒，崔知辩径俟斤掠我牛羊万计，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请，元振固言不可许，后从之。”[④]受到政治分布格局的限制，分别以唐王朝和吐蕃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在构成空间上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因而双方之间发生碰撞、重组是自然的，而且这种碰撞和重组不仅构成了唐王朝和吐蕃关系的主要内容，也波及到了河陇、西域地区乃至西南边疆地区。

贞观八年（634）至贞观十四年（640）是吐蕃和唐王朝关系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双方关系由朝贡开始，继而转入战争，最实现和亲。《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弄赞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服之。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见德遐，大悦。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使者既返，言于弄赞曰：‘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弄赞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都督韩威轻骑觇贼，反为所败，边人大扰。太宗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营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以击之。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永徽元年（650）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去世之后，大相禄东赞把持朝政，唐蕃关系开始向战争转化。关于吐蕃和唐王朝之间在这一时期的战争，史书有详略不同的记载，以往的论著也多有介绍，[⑤]因而没有必要进一步阐述，需要说明的是双方的战争实际上是对藩属展开的争夺。吐蕃为了自身的安全，或称之为扩张势力的需要，也想在自己和唐王朝势力之间构筑一道藩属防御体系，但处于两大势力之间的众多民族政权已经被唐王朝纳入到了藩属体系之中，因而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以往学者们多将吐蕃与唐王朝对吐谷浑以及在河陇、西域等地区的争夺归结为吐蕃的扩张，但实际上从唐王朝一方的情况看，在唐高宗时期其藩属体系已经构筑完成，都护府管理体制的完善即是主要表现。面对唐王朝藩属体系的构筑，吐蕃早就怀有戒心，构筑自己的藩属体系以抵御唐王朝的威胁也是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而在西南边疆地区两大藩属体系碰撞的结果则是南诏政权的崛起和唐王朝西南藩属体系的瓦解。

二

唐王朝和南部边疆地区众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早在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就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并设置了众多的府、州、县，将南方的众多民族纳入到了直接管辖之下。对此《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地理志》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无须赘述。进入到高宗时期以后，唐王朝已经顺利地解决了北部边疆游牧民族问题，受此影响，唐王朝和西南边疆民族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西洱蛮、显和蛮、祁州蛮、郎州蛮、昆州蛮、梨州蛮、盘州蛮等在其首领的率领下于显庆元年（656）“率众内附”[⑥]即是重要表现之一。也就是说，经过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的努力，唐王朝基本上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控制，设置众多的羁縻府州进行管理，但这种藩属体系随着南诏的崛起遭到了破坏。

南诏本是六诏之中势力最为弱小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其王姓蒙氏，在唐高宗时期开始遣使入朝，武则天时期其王盛炎亲自入朝，但此时的南诏似乎并没有得到唐王朝的重视。迄至开元二十六年（738），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政权的南诏才得到了唐王朝的承认，其王蒙归义被册封为云南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南诏之所以在此时得到唐王朝的承认，是因为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条载：“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东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蛮语谓王曰诏，先有六诏：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样备，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历代因之以分其势。蒙舍最在南，故谓之南诏。高宗时，蒙舍细奴逻初入朝。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阁，皮逻阁浸强大，而五诏微弱；会有破渳河蛮之功，乃赂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昱为之奏请，朝廷许之，仍赐名归义。于是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徙居大和城。”王昱时任剑南节度使，是主管西南地区众多藩属事务的最高官员。由此记载看，似乎是南诏通过贿赂王昱而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并进而统一了六诏，但实际上扶持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属政权以抵御吐蕃向西南地区的扩张是唐王朝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而南诏当时是最合适的对象，王昱的上奏恰好促成了这一决策的出台而已。

吐蕃崛起之后，在向西域、河陇等地区扩张的同时，也向西南地区扩张势力。在吐蕃的进攻之下，活动在洱海地区的各诏纷纷降附。面对吐蕃的扩张，唐王朝先是采取了兴兵讨伐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战果。如在神龙三年（707），唐王朝派遣唐九征与吐蕃军队战于滇西，大败吐蕃，俘获三千余人。但是，唐王朝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西南地区的众多部落夹在两大势力之间，“或叛或附，恍惚无常”，[⑦]而唐王朝因为难以在西南地区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扶持一个藩属政权来抵御吐蕃势力的扩张自然是一个上好的选择。而之所以选择南诏，是因为南诏一直和唐王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不仅其王多次亲自入朝觐见皇帝，而且也积极参与唐王朝对反叛各部的讨伐，故颇得唐王朝赏识，同时南诏也具有了统一六诏的势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南诏势力得到快速发展，《蛮书》卷5记载“邑落人众，蔬果水蓤之味，则蒙舍为尤殷”。《滇考》卷上对南诏在唐王朝支持下的崛起过程有如下概述：“开元十五年，（晟罗皮）死子皮罗阁嗣，使清平官张罗皮从嶲州都督张审素击诸蛮，破之，拔昆明及盐城，以功封罗皮为永昌郡都督。兵威既振，思并吞诸夷，因谋于张建成，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合六诏为一，许之。遂并有五诏，更连陷辽川、永昌、石鼓、沙追、赕龙、佉赕等处之地。二十五年，与御史严正诲谋击吐番，自统军打石桥城，令子阁罗凤攻石和子。既而又与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蛮、弥河蛮。明年，入朝封越国公，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子阁罗凤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寻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前后两赐玺书，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锦袍、金钿带，乃以蒙社都会未胜，筑太和城于苍山洱水之间，徙居之。”

唐王朝扶持南诏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吐蕃的扩张，因而面对统一六诏之后的南诏，唐王朝最初也颇为看重，不仅册封其王为云南王，而且在其王前来觐见皇帝的接待礼仪上也给予了较高的待遇。《旧唐书·南蛮上》载：“归义已并群蛮，遂破吐蕃，寝骄大。入朝，天子亦为加礼。”应该说，这一时期尽管南诏“寝骄大”，但还是严格遵守着唐王朝对“藩臣”的各种规定和要求，不仅接受唐王朝册封，遣兵参与唐军对西南地区反叛的平息，乃至抵御吐蕃的进攻，同时也不断派遣使者前往唐王朝朝贡，其王甚至多次亲自前往觐见唐王朝皇帝，并且也派遣王子纳质于唐王朝，《旧唐书·南蛮上》载“天宝初，遣阁逻凤子凤迦异入宿卫”即是例证。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唐王朝在南诏势力不断壮大之后改变了其对南诏的积极扶持政策，其原因是不愿意在驱除吐蕃之后西南地区又出现一个难以控制的南诏。所以，在鲜于仲通继任剑南节度使之后，唐王朝和南诏的关系出现了变化：“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阁罗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⑧]

《旧唐书·南蛮传》载此事发生在天宝九年（750）。从表面上看，南诏的反叛是张虔陀勒索的结果，但实际上反映着唐王朝面对南诏的强大，内心也存在着矛盾，既想让南诏能起到抵御吐蕃的作用，又想控制住南诏势力的发展。而南诏在与张虔陀产生矛盾之后不仅杀死了张虔陀，而且攻占了姚州及三十二个羁縻州，表明唐王朝对南诏的担心也并不是多余的，只是此时的唐王朝对南诏的控制力已经逐步弱化乃至消失，唐王朝与南诏之间的“藩臣”关系也因此无法真正保持了。

《旧唐书·南蛮传》有如下记载：“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巂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自是阁罗凤北臣吐蕃，吐蕃令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蛮谓‘弟’为‘钟’。时天宝十一年也。十二年，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执国政，仍奏征天下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辇饷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始骚然苦之。宓复败于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会安禄山反，阁罗凤乘衅攻陷巂州及会同军，西复降寻传蛮。”

鲜于仲通作为唐王朝的地方官员，率兵征讨南诏自然是得到了唐王朝的允许，此也表明唐王朝改变了其南诏政策，开始希望通过武力来加强对南诏的控制，但此时的南诏在唐王朝支持下已经完成对周围各部的统一，自然也不会甘于忍受唐王朝的控制，在反叛的同时又兼并了三十二个羁縻州就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夹在唐王朝和吐蕃两大势力之间的南诏要想生存，不可能同时与唐王朝、吐蕃进行对抗，所以依靠吐蕃与唐王朝对抗是南诏最好的选择，南诏王阁逻凤就是采取了这种政策。

总之，利用边疆民族的力量来控制或抵御其他边疆民族政权势力的扩张是中原王朝经常采用的政策，因而面对吐蕃势力的扩张，唐王朝采取积极扶持南诏统一各部以抵御吐蕃向西南地区发展势力的政策并非创造，只是唐王朝的政策虽然在抵御吐蕃势力扩张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造成了唐王朝西南藩属体系的崩溃。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南诏的统治者积极利用唐王朝的扶持政策实施对六诏及其附近地区的统一有关，也有唐王朝对西南地区众多藩属的管理重视不够，地方官员经略无方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唐王朝在藩属体制构筑方面的积极主动性已经丧失，和南诏充分利用了吐蕃的力量抗衡唐王朝。

三

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是唐王朝藩属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起点，自此之后以唐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逐步走向了衰败，不过与南诏的“藩属”关系却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保持了下来，只是这种“藩臣”关系之所以得以建立和保持是南诏主动的结果，唐王朝对南诏并没有实际上的控驭能力。

自唐玄宗时期叛唐加入吐蕃藩属体系以来，南诏成为了吐蕃向唐王朝西南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同时也为南诏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重大的人员伤亡，对此《新唐书·南蛮传上》有如下记载：“大历十四年，阁罗凤卒，以凤迦异前死，立其孙异牟寻以嗣。异牟寻有智数，善抚众，略知书。母李，独锦蛮女也……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郲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于是进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崖峭且十万。异牟寻惧，更徙苴咩城，筑袤十五里，吐蕃封为日东王。然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可知，在归附吐蕃之后，南诏不仅忍受着吐蕃的压迫和剥削，而且也充当着吐蕃进攻唐王朝的先锋，并遭受了巨大损失。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异牟寻开始改变其对唐政策。也就是说，被纳入吐蕃藩属体系的南诏不仅没有得到自身发展的机会，反而受到了吐蕃更严重的压制，不仅要出兵参与对唐王朝的战争，而且也要缴纳赋税，取得的政治地位也逐步被削弱，由最初的“东帝”变成了“日东王”，成为了吐蕃藩属，与在唐王朝藩属体系内的待遇形成了明显反差。因此，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重新回归唐王朝藩属体系也就成为了南诏不得已的选择。

依据史书的记载，南诏对唐政策的改变源于清平官郑回的劝谏。郑回认为“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⑨]郑回的分析自然是对比了南诏在不同的两大藩属体系中处境之后得出的结论，所以很容易得到了南诏王异牟寻的赞同。不过，面对吐蕃藩属体系的扩张，改善双方关系对于唐王朝和南诏而言都有现实的需要。至德二年（757），吐蕃遣使请和，唐王朝派遣宰相郭子仪等与吐蕃在鸿胪寺会盟，“以申蕃戎之礼”，双方达成了息兵的约定。但会盟仅仅是吐蕃麻痹唐王朝的手段，对唐王朝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攻陷泾州；十月，入寇邠州，又陷奉天县，进而攻陷了长安，“立邠王男广武王承宏为帝，立年号，大赦，署置官员”，后退兵。二年（764），兵围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攻占凉州。永泰元年（765），吐蕃再次遣使请和，唐王朝遣宰相元载等与之再盟，但该年九月，吐蕃在唐王朝叛将仆固怀恩的引诱下发兵二十万兵临奉天县，长安由此戒严，后在唐军和回纥军的夹击下退兵。就这样，吐蕃虽然在战争中一直占有优势，但也难以灭亡唐王朝，于是又有了建中四年（783）双方的清水会盟定界。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鉴于吐蕃藩属体系的扩张为唐王朝带来了极大威胁，建议唐王朝“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接大食、天竺”，认为“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⑩]此建议得到了唐德宗的赞同。尽管双方都有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毕竟双方已经兵戎相见太久，加之有吐蕃势力的存在，所以双方“藩臣”关系的建立颇费了一番周折。

贞元四年（788），尽管南诏通过其属蛮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等入唐传递消息，但未敢公开反叛吐蕃，并在该年十月依然和吐蕃共同出兵西川，显示出南诏在两大势力之间尚难做出明确的抉择。时韦皋任西川节度使，遂将南诏有意归附唐王朝的消息故意泄漏给了吐蕃，南诏和吐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九年（793），“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11]谋求和唐王朝恢复“藩臣”关系。同年，韦皋遣其巡官崔佐时前往招抚：“佐时乃大宣诏书，牟寻恐吐蕃知，顾左右无色，而业已归唐，久之，歔欷流涕，皆俯伏受命。其明年正月，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盟书一藏于神室，一沉于西洱河，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佐时探得其情，乃请牟寻斩吐蕃使数人，以示归唐。又得其吐蕃所与金印。牟寻寻遣佐时归，仍刻金契以献。合劝赋诗以饯之。牟寻乃去吐蕃所立帝号，私于佐时请复南诏旧名，佐时与盟讫，留二旬有六日而归。”[12]贞元十年（794），唐王朝派遣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13]双方“藩臣”关系由此重新建立。

由于南诏的主动降附，唐王朝和南诏的藩属关系得以建立，也使双方的关系度过了一段和平时期，不仅瓦解了吐蕃和南诏的藩属关系，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吐蕃藩属体系向西南地区的扩张，但是由于唐王朝对南诏并没有任何的控驭能力，所以这种藩属关系建立的基础并不稳固，至大和三年（829）随着南诏自身发展的需要，改变了对唐王朝的政策，武装冲突又成为了双方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和三年（829），南诏大举进攻唐王朝，陷邛、戎、雟三州，并攻入成都，由此双方进入了时战时和的状态中，南诏试图摆脱唐王朝藩属体系的控制。《资治通鉴》卷253广明元年五月条载：“上命宰相议之。卢携、豆卢琢上言：‘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大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前岁冬，蛮不为寇，由赵宗政未归。去岁冬，蛮不为寇，由徐云虔复命，蛮尚有觊望。今安南子城为叛卒所据，节度使攻之未下，自余戍卒，多已自归，邕管客军，又减其半。冬期且至，傥蛮冦侵轶，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报复，纵未得其称臣奉贡，且不使之怀怨益深，坚决犯边，则可矣。’乃作诏赐陈敬瑄，许其和亲不称臣。”

从史书的记载看，早在乾符五年（878）南诏就提出了和亲和不称臣的要求，南诏的愿望是“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14]“兄弟”和“舅甥”是唐王朝藩属体系结构中两个不同的层次。所谓“兄弟之国”之说，源于唐肃宗时期。据《旧唐书·回纥传》载：至德二载（757）九月，肃宗“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接之颇有恩义。叶护大喜，谓王为兄”，似乎兄弟之称只是在广平王和叶护之间存在，但该传所载在收复长安后对叶护的册封诏书中却明确存在着唐王朝皇帝也和回纥可汗是兄弟关系的认识，而且该诏书也收录于《唐大诏令集》卷128，全文如下：“功济艰难，志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回纥叶护，特禀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酋之长。属凶丑乱常，中原未靖，以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兴父子之军，奋其智谋，讨彼凶逆，一鼓作气，百万摧锋，二旬之间，两京克定。力拔山岳，精贯风云，蒙犯不以辞其劳，急难无以喻其分。固可悬之日月，传之子孙，岂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赏而已矣。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最高。可司空、仍封忠义王，每岁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根据该诏书的内容，则所谓“兄弟”并不是仅仅限于广平王和叶护之间，唐肃宗和回纥可汗也是“兄弟”关系，唐德宗“兄弟之国”的认识即源出于此。但是，从当时双方的关系看，此“兄弟之国”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它和唐王朝前期与突厥之间的“敌国”关系还不相同，其中有不少“藩臣”关系的因素，是唐王朝藩属关系中的一个特例。一方面，双方的最高统治者以“兄弟”相称，回纥可汗曾经要求唐王朝的雍王即后来的唐德宗在和其会面时遵从回纥臣下的礼仪“蹈舞”，尽管没有如愿，但唐德宗当时的随从韦少华等却被杀掉了；另一方面，回纥可汗的即立却是需要得到唐王朝册封的，毗伽可汗、武义成功可汗的封号都是源于唐王朝的册封。应该说，和回纥建立“兄弟之国”关系是当时平叛的需要，也是唐王朝国力衰微使然，但这种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为唐王朝处理和回纥的关系带来了麻烦，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唐王朝的藩属体制中没有与“兄弟之国”有关的规定以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国力已经无法控驭回纥。至于“舅甥”则专指唐王朝和吐蕃的关系。从史书的记载看，在唐代之前，“舅甥之国”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天子”和诸侯之间通过纳妃而结成的“舅甥之国”关系，目的是团结更多的力量以巩固“天子”的地位；二是诸侯之间通过联姻建立起的“舅甥之国”关系，这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个政权之间经常发生兼并战争，不同政权之间通过联姻结成“舅甥之国”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抵御外敌的能力。也正是因为“舅甥之国”能够发挥巩固统治的作用，所以迄至南北朝时期，我们在史书中依然可以见到建立“舅甥之国”关系的记载。如据《北史·周本纪》载：“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甥之国。”普回乃北周太祖宇文泰的祖先，其子献侯莫那之所以是魏的“舅甥之国”，就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联姻关系。唐王朝和边疆民族政权建立舅甥关系最早是在唐太宗时期，是与吐蕃建立的，时间是在贞观十五年（641）。尽管唐王朝和吐蕃很早就有了“舅甥之国”之实，但双方明确为“舅甥之国”的关系则相对较晚，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唐王朝对与吐蕃的关系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自然也没有制定出相关的制度来规范这种关系，而是将其和“藩臣”关系混杂在一起。

南诏之所以提出如此要求，当然是在不断的战争中看到了唐王朝势力衰弱的现实，同时也是重大自己实力的需要，而从上引史书所载看，唐王朝不仅答应了南诏的和亲要求，而且也同意南诏不称臣。只是不久唐王朝就陷入了黄巢起义的浪潮中，唐王朝同意和亲的要求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以唐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随着唐王朝衰亡而分崩离析，南诏自身的发展已经没有了来自唐王朝的制约。

四

综观有唐一代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分别以唐王朝和吐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构筑对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南诏的崛起即是这两大藩属体系碰撞的结果。唐太宗初期对吐蕃的出现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吐蕃最早和唐王朝发生关系是在贞观八年（634），史书以“赞普弃宗弄讃始遣使朝贡”[15]载之。此时的吐蕃已经初步实现了内部的统一，走上强盛之路，但唐王朝对吐蕃的出现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依然将吐蕃作为一般的边疆民族看待，不仅将其使者来朝看成是“朝贡”，而且也断然拒绝了吐蕃和亲的要求。吐蕃在完成对内部的统一之后，亟需树立自己在周边民族中的强者地位，而向唐王朝请求和亲没有被允许，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通过炫耀武力来挽回影响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此时的唐王朝刚刚灭亡突厥汗国不久，与北疆各民族之间的“藩臣”关系已经建立，在吐蕃的武力要挟面前当然不会主动示弱，战争因而不可避免。不过，能够完成内部统一的弃宗弄讃毕竟有着非凡的谋略，在看到战争难以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敢于迅速地改变对唐政策，积极谋求和好，最终实现了与唐王朝和亲的愿望。应该说，和亲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构建自己藩属体系决定了双方发生冲突时不可避免的，唐王朝和吐蕃时战时和的关系史也印证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唐王朝有了积极扶持南诏的政策，导致了南诏的迅速崛起。不过面对统一西南地区的南诏，加强对其控制又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唐王朝地方官员的种种限制政策却没有照顾到南诏谋求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以“当归命吐蕃”相威胁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只有脱离唐王朝的藩属体系。但是，南诏在吐蕃那里也没有得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空间，反而由最初的“东帝”变成了“日东王”，成为了吐蕃的藩属，由此如何在两大藩属体系之间求得发展成为了南诏统治者面对的首要问题。从唐王朝、吐蕃和南诏三方关系的发展看，南诏实际上分别利用唐王朝和吐蕃的力量而摇摆于两大藩属体系之间，并逐渐摆脱了唐王朝和吐蕃对南诏的控制，势力得到了发展，以至于试图谋求建立 “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的关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唐代西南边疆政治格局的变化主要受到了以唐王朝和吐蕃为核心两大藩属体系扩张和南诏自身发展三个因素的多重影响，而依靠中原王朝的支持才能求得自身发展或许是南诏乃至西南边疆“内向化”的重要原因，最终成为了中国疆域不开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资助项目“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阶段成果。

[①]《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传》。

[②]《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四月。

[③]参见拙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下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

[⑤]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348页。

[⑥]《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七月条。

[⑦]（唐）张九龄：《曲江集》卷11《敕吐蕃赞普书》。

[⑧]《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上》。

[⑨]《旧唐书》卷197《西南蛮传·南诏》。

[⑩]《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八月条。

[11]《资治通鉴》卷234，贞元九年五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