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在剿匪时候战败，小队或个别的军人遭遇股匪，军械就有可能落入盗匪手中，盗匪获得武器的手段各异奇趣，丰富多彩。《民国有十几支省军，为何粤军毫无存在感？》、《清末为何北洋 、湖北新军会异化为不同道路？》、《被忽视的一角-北洋海军陆战兵力探微》

1.盗匪夺取

清朝时，绿营、巡防营都负责地方治安，因而驻军分散，绿营的每个汛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一旦遇上较强大的盗团伙，武器就很容易被抢夺。

如1904年江西清江县太平墟某庙宇驻有汛兵40名，某夜忽来匪徒约200人，自称为钢鞭会，“闯入汛兵驻扎之处，劫取军械号衣，汛兵莫敢抵御，任其扬长而去”。

绿营：战斗力差的群体

在与起事会党、盗匪作战时，大宗军械被抢夺更是经常发生的事。如1904年报纸报道说，广东省广宁知县派扒船赴省城请领军械，回途中被匪截劫一空。民国初年，有的匪股势力很大，军队战败，军械就被劫夺。如1919年11月长沙《大公报》说，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四面山，有匪首号老花，毕业于四川某军官学校及某法政学校，曾在乡办团练，手下800余人，均照正式军队编制，枪械子弹甚富，为患黔蜀两省，经常从军队、民团劫夺枪械“山离桐梓新站约百余里，新站驻陆军二排，及团丁数十人，匪仅派五十余人，即被劫去枪械三十余枝、金银货物约六千余金”。

2.出售、出借或典当

因为武器有价值，且有广阔市场，而近代中国军队经常处于军响不足的状况下，士兵与下层军官正常的收入极少，甚至难以维持个人生活，加之大多数军队军纪废弛，这就使官兵会把武器作为一种财物私自出售、出借或典当。

1886年8月，两名营勇各携洋枪一支到广州带河街押店抵押，店伙拒绝引发争执。在这个事例中虽说店伙没有接受，但营勇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洋枪拿到闹市的当押店典当，说明清末广州巡防营武器的管理是很不严格的。

清军纪律已经很差了

一些被招安的盗匪充当军人后，会向旧日同伙出售或提供武器。1903年，广西被招安的会党首领李八、唐悌、梁十八等“济匪”被拘拿，“各供认计投诚后李八接济匪目王和顺等无烟枪二十枝、唐悌十二枝、梁十八八 枝，匪等每月献银各数百金，每月清结等语”；报纸评论说：“按粤西之乱已数年，愈招安匪势愈炽，禁军械愈严，而匪之利器愈足，若非招安各匪为之内应，又何从有是耶?”有时，军人甚至把武器出售给造反者。1900年惠州起义发动时，郑士良部下“有健儿六百人，而洋枪仅三百杆，子弹各三十发”，后从附近游防营密购枪械若干。

精锐的北洋军也卖

在辛亥革命时期，南下镇压革命的北洋军人往往把缴获的枪支转售民间。报纸报道说：“二、四镇兵丁在前敌夺获民军之快枪，隐藏甚多即汉阳兵工厂所造五响之快枪)，日来乘赴京领饷及购办营中物名目，恃有袁内周及冯国璋护照，沿途不敢盘问，悉陆续带回保定及马厂一带，卖与本地土厘，每枪一支子弹二百，卖洋六七十元不等……前敌兵丁北来者，皆携有快枪，及回鄂时则多系空身，即由于此。”民国初年，军人出售武器的新闻时见报端。1915年5月广州驻东山观音庙邓连长所部之陆军，有卫兵某在守卫交班时，私将长枪两杆盗去，卖与附近石牌乡人，定价340元。

总之，当局虽然三令五申，并宣布以严刑峻法处置，但军人出售、典当、出借军械之事仍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