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8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中苏文化人士联欢会，老舍（二排左三），郭沫若、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邹韬奋、茅盾等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合影。（北碚老舍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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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革的成员大都是卓有成就的政治活动家，有阅历、有经验，在各自党内都颇有影响力。他们个个都善于独立思考，对时局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通过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的斗争，通过自己的头脑分析、比较、判断，认定只有中共才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他们走到一起，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共的领导，参加到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这与周恩来所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卓越工作是分不开的。周恩来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绝不仅仅在于具体的斗争成果，还在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襟怀和至诚。

屈武的岳父于右任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在国民党政府里颇有威望。周恩来经常去其住处看望他，态度诚恳、非常尊敬，同于右任谈问题时摆事实讲道理，令人信服。于曾感叹说：“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件重大的贪污案件，涉及蒋介石身边的重要人物，于右任坚持执行监察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要求对这些人进行庇护，于便坚辞院长职务，并远走成都。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屈武：“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你应该去成都陪伴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同时要屈武转告于右任，自己向他表示慰问，认为他这一举动大快人心，但不要悲观。于右任深受鼓励。

周恩来因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每次从延安回到重庆后，都要召集小民革核心成员座谈，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计划，向他们坦诚交底。他经常亲自参加小民革核心会议。会议大多数是以朋友聚会、请客、办酒席的名义在小民革成员家中进行，有时在王昆仑家，有时在许宝驹所在的中国实业银行。

1939年，周恩来和南方局负责人秦邦宪（后中）、叶剑英（后左）、董必武（前左）、徐特立 （前中）以及中共代表、国民党参政员林伯渠（前右）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比较大的聚会则在房屋较宽敞的“红色老板”任宗德、周宗琼家，周恩来常把车停在民生路，走路十多分钟到任家参加会议。罗静宜是中共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她家地处重庆中一路上的山坡旁，独门独院，四周比较安全，是一个理想的秘密活动地点。小民革中有人与她私人关系较好，便经常向她借用房子。从此，这里成为小民革经常活动的场所之一。周恩来约定会面地点，经常就在这所房子。

然而，罗并不知小民革成员的真实身份，更不知他们与周恩来有来往。有一次小民革成员正在这里开会，罗静宜回来了。正当小民革的同志为是否应该让周恩来与罗见面而犹豫时，周恩来已经站起身来，谨慎地说：“我从后门走。”在罗静宜进门的当儿，周恩来正从后门出去。周恩来这种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以他人安全为重的作风，给小民革的同志留下很深的印象。刘仲容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

抗战胜利后不久，小民革中央机关从重庆迁到上海。1949年初，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在此期间，刘仲容奔走于南京、武汉、北平，为配合和谈进行活动。毛泽东曾接见刘仲容，了解白崇禧的动向。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屈武、刘仲华担任了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力促达成和谈协议。和谈破裂后，屈武前往新疆，策动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因其秘密工作的性质，小民革成员的人身安全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然而，他们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先，将个人安危得失抛之脑后，为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小民革西安负责人杜斌丞被捕牺牲；北平负责人余心清因密设电台与延安联系及掩护中共党员而被捕，同案被捕的丁行惨遭杀害；四川、湖北的何雪松、李子伯、陶敬之及小民革领导下的民主实践社成员钟奇，因参加小民革组织的地下武装而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歌乐山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在红岩村会见了小民革成员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曹孟君等人，并招待晚餐，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听取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感谢小民革成员为革命所做的工作，认为他们提供的材料对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并赞叹说：“你们都是些无名的英雄啊！”毛泽东同他们谈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有人用老少配来比喻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说共产党好像年轻、健康的小姑娘，而国民党却像日薄西山的老头子，结合恐怕不成。毛泽东风趣地说：“老头子可以刮胡子嘛。”说得一干人哈哈大笑。后来，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提到这次见面，认为小民革的同志对中共政策了解得最透彻，这次谈话是重庆期间最愉快的一次谈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小民革的政治任务已完成，决定解散。9月17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小民革中央负责人王昆仑、王炳南等七人发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王昆仑、许宝驹、阎宝航等原小民革负责人分别作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新政协。

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沈志远、吴晗、周恩来、沈钧儒、翦伯赞、楚图南(左起)合影。

小民革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它从成立至结束，始终在中共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成员由几十人发展到200多人，从政治见解到具体斗争行动始终与中共保持一致、紧密配合，对于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对于动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曾评价说：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彼此相知甚深，在斗争中同中共始终保持一致，在国民党内起到积极作用，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

本文来自《新华月报》2016年12月，作者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