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在太祖和成祖长期北征西讨之下，蒙古族已逐渐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鞑靼在东，瓦剌居西而兀良哈游牧于辽东边外。时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明英宗正统四年，瓦剌也先主政，征服漠南，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尽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以索贵重难得之物。稍有不遂，即制造事端。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在向明廷索求无度不能满足情势下，竟然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其中也先率主力进攻大同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

时英宗宠信太监王振。王振狡黠，得帝欢。英宗常称之为“先生”而不名。时值明朝忠臣元老或死或贬，王振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太祖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之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进而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即“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

时大同前线败报不断传到北京，王振唯恐家乡蔚州遭受兵乱，因而煽惑英宗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等“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和朝臣100余人率50万大军自北京出发北征。时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成国公朱勇为大将，但在王振面前竟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军，王振命其跪于草丛，天黑始起。随征文武大臣无敢参与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当此危急时刻，王振还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后又怕大军损坏其私田稼禾，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

当事大臣李贤曾于其《顺天目录》内详记土木堡之变实况：

“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朱勇）率五万兵迎之。（朱勇）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进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抬（移）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时英宗被俘，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愤怒万分，以铁锤击王振首，王振遂亡。樊忠不久亦战亡。

读史土木之变，慨叹以乃祖（朱元璋、朱棣）之英武大略，何以次第传位于英宗此等庸碌无能之辈。土木堡之变，乃明之“靖康”。靖康之耻，宋以术士郭京玩“六甲神兵”而辱国失君；土木之变，明以阉臣王振欲邀帝“驾幸其第”而臣死帝辱，此将贻骂于千古。纵论此一事件，《要略》以为责在英宗之祖宗朱棣。太祖本审于汉唐之失，而立铁牌于宫门，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然朱棣以违父命而入主大统后，即倒行逆施，大信宦官，破坏太祖之成法远见，遂使英宗有所效。终明之世，其政坏于“四大太监”者（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朱棣始作俑而英宗开其端。而在此，不免要批评时下流行于世的以《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的“玩史”派代表，在这些为了博取眼球而对历史进行歪曲、媚俗解读的文艺创作里，居然将英宗这样的皇帝美化为“好男人”的代表，一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的基本标准，一方面将历史简单化、娱乐化处理，这样的创作手法不但不利于历史文化的正确传承，还将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造成深刻的人生观混乱，可谓害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