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改革是怎样进行的?“洋”帝师庄士敦眼里是这样的

19世纪,清朝皇室的权威不断被削弱。当时的清朝,对内要面对连绵不断的战乱,对外要面对灾难性的战争。这不仅动摇了皇位的根基,而且似乎为中国的“崩溃”拉开了序幕。查尔斯·贝斯福勋爵在1899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中国的崩溃》。

四年前,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把中国踩在脚下,让中国陷入求救无助、受尽欺凌的境地。而在过去,那个岛国一直遭到中国的轻视。而且,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遭受这种欺凌,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被划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满洲(包括旅顺和大连),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三大强国(德国、俄国和法国)的调停,也早已沦陷了。不过,三年后,俄国仍把这里占为己有了——尽管它之前还假惺惺地逼迫日本把这里归还给中国。俄国对满洲的占领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地位。这样一来,俄国就在清朝皇家的发源地满洲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位从1898年就居住在满洲的英国商人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俄国吞并这个国家。”还有一位英国的上层传教士说:“他和他的同伴都以为满洲是俄国的一部分,只是名义上不是。”对于那些研究满洲现状的人们来说,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从未参与过任何把俄国人驱逐出满洲的运动。毫无疑问,在那场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如果日本没有战胜,那么,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今天的满洲——不仅仅是辽东半岛,而是整个满洲——都可能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但是,台湾和满洲只是1898年丢失的领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当时中国的磨难达到了极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沿海强占港口,圈定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胶州地区,包括优良的青岛港口,被德国人霸占了;威海卫地区将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地域,被英国租借,而且在接下来的三十二年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另外一片与之面积相似的地域——香港——作为附加条款被英国租借为殖民地,为期九十九年;广东省南部海岸线的广州湾地区,也同样被租借给了法国。当时,意大利想要租借浙江省的一个港口,当被中国拒绝后(正值墨索里尼上台前期),意大利内阁竟因没能在这一伟大游戏中赢得奖品而狼狈倒台。

如果西方国家认为能够继续愉快瓜分中国领土,而中国人民和朝廷也只是皱皱眉头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外国侵略开始采用“文明”手段时,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和敌对的世界里。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并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加广阔的领土(如果附属领土也算的话)。但是,与那些只拥有1/20中国领土和人口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世界之林中发挥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而且几乎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都是一个骄傲、敏感的民族,他们不会永远让自己在世界之林中落于人后。永远不要期待他们会默认西方人或日本人比他们更优越,这种说法(对于那些了解中国人的人来说)很明显是错的。中国人拒绝接受此类言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一些知识分子和有想法的人开始思考中国一直以来的状况。当这些人把中国现状与他们的期望值相比时,他们发现了差距,于是去寻求原因。他们没有在自然法则中寻找,而是在改变的环境中寻找,在可以改正的错误中寻找。由此可见,改革派的产生是必然的,而划分为两个派系也是必然的。右派相信渐进式改革,不赞成灾难性的国体改革,而左派则坚持只有从根本上变革才能拯救国家。

庄士敦与溥仪

康有为(他的弟子称他为“南海”,这个名字是由他的出生地而来)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运动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被人们当成温和派,因为他始终忠于皇上。然而,1898年,他是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他呈给皇上的奏折直接导致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运动。皇室成员及“尊贵的上层人”对康有为及其作品那又怕又恨的心情,可以与中欧地区人民对异教和巫术的恐惧和憎恨相提并论,也可以喻之为现在敌人主张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不严格地说,康有为是1898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头子”。尽管他的主张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十五年后,却注定遭人嘲讽,被当做死硬派和反动派。

康有为在被特别推荐给皇帝之前,就在自己的家乡广东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他被人们视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热情倡导者和敢作敢为的儒学解读者。他被称为“今文学派”的领袖,而章太炎则是“古文学派”的领袖。1898年时,康有为成功聚集了一批热情敏感的学生。他既是年轻人的导师,也是他们的鼓动家。他的声誉很快就越过广东省而传遍中国。最终,他的教学也吸引了一些政府高官的注意,其中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以及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是当时最出名的学者,祖籍江苏常熟。他因其学识、诗作和书法而被称作是18世纪中国文坛著名作家刘墉(乾隆时期的文坛领袖)的精神继承者。翁同龢的事业在成为帝师时达到了顶峰。他先后成为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帝师。

翁同龢视野非常开阔、自由,跟陈宝箴、许景澄等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讨论后,于1898年初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并跟他的皇帝学生一起讨论康有为政治信条中的闪光点。1898年,尽管光绪皇帝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已不需要再修学,但是翁同龢仍是帝师。这一职位赋予他一项终身的特权,那就是他可以私下觐见皇帝。此外,帝师还可以不受传统礼节的约束,坦诚地向皇帝展现自己的想法。而其他官员,不管职位多高,都没有帝师与皇帝的关系来得亲密。

翁同龢向皇帝大力推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一方面显示了他坦荡为人、不嫉妒别人的性格(中国朝廷里互相攻击屡见不鲜),同时,也显示出他不为当时文坛各种迂腐的保守主义所牵绊。此外,这也表明了皇帝并非像那些文人笔下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主见的人。翁同龢比朝廷上的任何人都了解皇帝的性格和能力,他甚至比太后还要了解。他不可能和一个不够聪慧的昏君去讨论、执行康有为的改革计划。

不容置疑的是,1898年春天,这位年轻的皇帝跟康有为会面后,对康有为的印象非常深刻。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与康有为一起讨论当年的事,他一提起光绪皇帝,满口尊敬。假如当时他认为皇帝缺乏智慧、爱国精神和诚挚的话,他可能早已加入革命派了。革命派认为大清气数已尽,清朝的存在已经阻挡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推翻清朝。即使康有为年轻时有过这种想法,在他与皇帝会面后,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他发现皇帝不但赞同他的改革主张,而且还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

康有为有时也被称作帝师,但事实上他从未担任过这一职位,甚至他与皇帝也只见过寥寥几面。但是,经过那仅有的几次觐见,皇帝就赋予了他直接呈交奏折的特权。这样,他就不用通过官方渠道来呈交奏折了。怀着诚挚的感激之情,康有为接受了这项特权。1898年的夏天,他的奏折使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得以颁布,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这些法令让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者既惊讶又惊喜,同时也震惊了大多数的保守派,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抗议。

人们习惯性地去批判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及体现了他改革主张的朝廷诏令。人们认为那些想法很草率,既不适合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诚然,这些批判有一定道理。但是,就算当时施加压力、赋予信任,让那些措施得以实现,把中国变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也是一件太过突然的事。康有为在中年时,也承认他之前的一些改革主张的确有欠考虑。但是,必须承认,他的大部分计划和言论都是不乏闪光点及合理性的。虽然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之奋斗的梦想破灭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梦想荒唐可笑或无法实现,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与性格和智力无关的原因。

摘自庄士敦《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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