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范国平，季我努学社社长、军官团成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从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军队制造了许多超越人类文明容忍程度的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新加坡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缅泰死亡铁路、马尼拉大屠杀、“地狱航船”、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一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日本法院一次又一次地否决了他们的正义要求。但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呼声此起彼伏，开始可能很微小，但是最后一定会发出狮子般的怒吼。道歉赔偿是和解的基石，也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日本的战争暴行违反国际法

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指出：“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不应该割裂开来研究，而是应该将其看作是同一场延续性的战争。”日本挑起的这场战争，让9000万人口遭到严重伤害，2400万人丧生，其中有2000万为平民。（Werner Gruhl，The Great Asian-pacific Crescent of Pain :Japan’s War from Manchuria to Hiroshima,1941 to 1945）

日军践踏了国际战争法的人道主义原则。1907年日本政府签署了《第四次海牙公约》，并在国内获得批准。1929年日本政府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在国内未获批准。但世界知名法学家、鲁尔大学的科纳特·爱普生（Knut Ipsen）教授认为，条约是政府之间的协议，签字即产生法律效力，日本应该遵守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Knut Ipsen，A Review of the Main Legal Aspects）退一步讲，《第四次海牙公约》包含着几乎等同于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文，从这个角度讲，日本也应该人道的对待战俘和占领区的平民。

事实上，日本也违反了他们的战争习惯法——武士道。武士道宣称同情弱者，包括受伤的敌人，并且允许光荣地投降。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写道：“对于弱者、劣者、败者的仁，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他还特别提到了“武士之情”——“最刚毅的人是最温柔的人，仁爱的人是勇敢的人”。

可是日军视国际法为无物，它在作战和占领过程中不加区别战斗人员与平民，是否对日军有敌意成为他们屠杀的标准。他们的某些战争暴行，超出了人类文明所能容忍的限度——日军在太平洋地区曾多次食用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的肉。日军的恻隐之心在战争中很少见。

日本为何对历史如此“健忘”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之下，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就像荷裔政治评论家伊恩•布鲁玛所说的那样，“如一场大雪，……掩盖了所有的痕迹，消除了所有的声音”。（Ian Buruma，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本得了历史健忘症，缺乏反省，并不断否认其侵略历史。

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一书中总结了日本民众对战败的两种回应方式：第一种回应是，战争都是残酷的，战争的发动者和受害者都无可指责，最重要的是呼吁今后的和平；第二种回应是，用建设来代替反省，陷入了一种经济狂热，在狂热中回避历史。第二种回应是主流，日本民众试图用经济上的成功来忘却过去的战争创伤，这种物质主义塑造了现在的日本文化。两种回应，都没有正视历史。

大多数在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能理解“战争责任”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给战后的日本提供了一个是无辜的受害者的遮羞布，而不是应该内疚的加害者。战后有关广岛和长崎的文学作品，似乎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灾害最为深重。

长崎原子弹事件

日本有许多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推波助澜，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教科书事件”，以及否认日军暴行的事件。他们正试图美化侵略战争，说日本出于高尚的目的——把亚洲的其他地区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而发动战争。

日本政府不承认战争罪行，并向受害者道歉赔偿，美国难辞其咎。为了便于控制日本，美国让日本的战时体制得以延续，天皇制仍然存在。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保护下，裕仁天皇以及所有皇族成员都被免于追究战争责任，对于战犯的追索工作也早早地结束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进行了许多肮脏的交易。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中披露：731部队头目向美国占领当局提供了可怕的、利用中国平民和盟军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数据，被免于起诉。(Harris，Fac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

1942年8月日军七三一细菌战部队准备出发散发带菌食品。〔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

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加快了扶植日本的步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认为《旧金山和约》导致日本人“没有对战败进行深刻反省”，“反而为日本提供了一个挡箭牌”。在美国的导演下，最终日本只和遭其侵略的少数亚洲国家签订了条约。为了排除共产主义势力，美国主导、签订《旧金山和约》时，排除了中国和朝鲜，苏联也拒绝签约。

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指出，和约成了第二个慕尼黑协定，日本在逃避了领土和赔偿等遗留问题的条件下，脱离了亚洲。（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尽管和约已经使美日同盟的关系巩固了，也加速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可是它使日本形成了一种对战争历史问题遗忘的政策。”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克莱蒙斯评论道，“和约在日本邻国和暴行的受害者眼中，不仅没有成为确保和平和正义的工具，反而成为了真正和解的障碍。”(Steven Clemons，Recovering Japan’s Wartime Past —and Ours)

编辑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