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0日晚7点30分，四川大学史学大讲堂第九讲“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实态——兼论国民革命的性质和发生原因”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杨天宏教授主讲，王果副院长主持。

王果副院长首先简要介绍了杨教授的学术背景，尤其提及杨教授治学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善于钻研基础性重大问题。虽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有相当充分论述，但杨教授犹能如入无人之境，在基础性重大问题上提出全新见解。

本次讲座内容即体现此治学特征。首先，杨天宏教授以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为引，提出本次讲座的中心问题之一“革命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北洋时期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每况愈下，因之南方国民政府有动员国民参加“大革命”的依据。杨教授对此提出质疑，并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及产生原因作了新解释。在讲述中，杨教授希望同学们关注两方面问题：其一，“压迫-反抗”的认识逻辑固然合理，但有可能导致因为人们习惯了此种表述，而忽略一些不是压迫导致“反抗”的情况。其二，关于“名实相副”的问题。以北伐为例，“名”包括革命军打出的旗号、提出的政策措施等；“实”包括史家反观过去，研究并揭示的更丰富的历史事实，如北洋时期中国经济与民生实态，国民革命军的口号和主观意愿上的政策措施在落实中的实际效果等。两者之间存在的不相适应处，消弭于为了北伐“师出有名”而受政治力量影响所建构的表述中。

杨教授分三个部分对此进行了具体讲述：

第一部分内容涉及北洋时期的经济与民生实态。杨天宏教授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利用详实的数据说明上海华商纱厂锭数增长情况，荣氏兄弟企业（如申新的纺织厂）在北洋时期的发展状态，认为北洋时期以荣氏企业为代表的具有民营资本性质的企业和以上海电力公司、开滦煤矿等为代表的中国官营企业发展情况良好。从个案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战后中国经济虽面临新的困境，发展有所曲折，个别行业甚至严重萧条，但总体上仍呈缓慢发展的态势。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北洋时期百姓生计虽不富裕，但亦不至饿殍遍地。此一结论以各地手工业者收入和政府机关人员的薪资水平为依据。为避免以偏概全，杨天宏教授转而从宏观经济层面探讨了彼时“国民所得”总体水平和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总产量与人均粮食占有情况，证明前述个案研究的可靠性，并以新知识分子蒋梦麟对家乡浙江余姚的观感，以及山西等地的社会民生状况，说明北洋时期民众生活状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第二部分讲述经济和民生状况与国民革命的关联。北洋时期中国经济与民生实况既如此，国民革命产生的原因就不应从经济社会与民生状况上去寻找。虽然时人及后世认可国民革命为“大革命”的说法，但这一说法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尺，用于认识“国民革命”未必合适。从史家研究所得结论看，国民革命不因经济剥削和民生凋敝而起，此次革命的合道性仅体现在谋求全国之统一而不是救民众于水火。国民革命须经过深入“动员”，才能吸引为数并不很多的民众参加，表明其社会基础并不深厚。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基本局限在政治层面，并没有改变社会关系，从波及面和影响社会的深度而论，只能称之为大范围的“小革命”，并不符合“大革命”的认识尺度。

在第三部分的讲述中，杨教授提到了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并借以提示了寻求国民革命产生原因的全新思考角度。杨天宏教授认为，国民革命爆发与清末以来的改革导致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有关。贫穷并不一定产生革命，法国革命及中国的辛亥革命均是如此，都是在改革初见成效，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无限遐想，当这种遐想作为理想之光，映照出对现实的不满时，革命突然发生。北洋时期的中国正是处于这种状况。当时的中国，推翻了传统的封建集权政制，并学习西方，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多元化的政治经济现状激发其人们对未来的无尽遐想，整个社会心理都倾向趋新，倾向追求“最新最好”的制度，加上现实确实也存在诸多问题，放大了人们认知中对现实的不满，酿成了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结束分裂战乱、抵御外国侵略的政治合道性，却与当时的经济民生状况，不发生直接的关系。

最后，杨天宏教授回答了在场同学提出的北洋时期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展示的调查结果与作者结论能否彼此契合等问题。

作者：韩昊坤

审校人：杨天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