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的最大差距是什么？最大的差距在于明治政府明确认识到改革的目标是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洋务新政的领导者完全没有这种认识。这是因为，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完全相同，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完全相同。

中国和日本学者多有拿中国的洋务新政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的。日本学者依田熹家著《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严立贤等中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研究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问题，特别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从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从两国的产业政策、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形态、从两国的儒学、从两国的经济观等方面，做了相当全面的比较。依田氏通过比较提出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向着分裂的方向走，日本是向着统一的方向走，向着统一方向走的日本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向着分裂的方向走的中国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他认为这是中日两国近代化向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基本原因。1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尽管其中不乏可以讨论的地方，例如，关于统一市场的问题。但是，依田氏在比较的时候，忽视了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不同阶段的特点。

井上清

指出这一点的是日本另一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井上清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比较，双方进行改革的主体的阶级性质和历史阶段不同，两者实际上不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洋务运动和德川幕府的改革性质相同，可以放在一起比较。2我非常认同这个意见。井上清的这个见解，在他早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明确的表述。他写道：“将幕府末期的中国和日本来比较，不但外部的世界史的条件，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并且在民族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力量的集中发展上，日本也赛过中国，就造成两国地位在不久以后的决定性的差别。”3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也逐渐形成了，号令齐一，易于推行。中国虽然也是高度中央集权，但是国家大，保守力量强，不能突破“夷夏之防”，难以做出学习西方的决策。中国和日本虽然先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明治政府一开始就抱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寻求与列强交涉，并且逐渐形成了（特别是通过岩仓具视考察团）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思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多个方面采取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诸多措施。

苍岩具视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列强痛击，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却没有痛定思痛，另辟新路。1860年11月，《北京条约》签订后，曾经占领京师的英法联军随后撤出北京，没有借战胜之威一举推翻清朝的统治，这使奕訢等大臣大喜过望，深感“非始愿所能料及”4。奕訢在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反复申说，强化这个认识。他说：“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5可见，清朝统治者对于英法等列强没有乘占领北京之机取代清朝廷的统治地位，是颇为感激的。通过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总结出的基本认识，是英国、俄国的侵略是“肢体之患”，而“发捻交乘”，才是“心腹之害”6。《北京条约》以后，清朝廷除了按照列强要求，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在政府机构上没有采取除旧布新的任何新措施，所谓洋务新政，也只是各地督抚为之，各地建立起一批军事工业，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镇压人民的造反。最早主张实行洋务新政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1861年给皇帝的奏折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7历史证明，清政府始终把镇压人民的反抗放在第一位，把“勤远略”即反抗列强侵略放在第二位。对于列强侵略，他们抱着“外须和戎”8的态度，对于不平等条约，他们本着“守定和议，绝无更改”9的方针。终清之世，清政府都没有向列强提出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中国人提出废约主张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有的。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洋务新政不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恰恰可以与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

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较，中国的洋务新政则颇多相似之处。第一是改革背景大体相同，第二是改革主体的阶级性质相同，第三是改革内容大致相同。

日本在1853年面临美国的“黑船”事件，随后与美国等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内有农民起义发生（尽管规模较小），同时出现“尊王攘夷”运动，幕府政权面临挑战。这时候，幕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试图加强以幕府为中心的旧的藩政体制，遇到各方面反抗，很难成功。各大强藩不服从幕府统治，努力加强藩的实力。“黑船”事件后，幕府和萨摩藩、长州藩等大藩在已有的工场手工业基础上，从西方国家引进近代企业，首先且主要是军事工业，如1853年在江户设立洋枪洋炮制作所，试造洋式军舰；1854年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请荷兰海军军官讲授轮船驾驶和海军学；1857年在长崎建设制铁厂；1862年将江户的“蛮书调所”改名为“洋学所”，按照西洋大学校规，开设荷、英、法、德、俄语教学，以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医学、机器等学科，培养懂得西洋知识的人才；1863年开始创建用西式步、骑、炮三个兵种的新式陆军。萨摩藩、长州藩、肥前藩也都开始了洋枪洋炮和舰船的制造，从外国进口汽船，开办了洋学设施。1857年盛冈藩建筑洋式高炉，炼铁成功。1867年，萨摩藩在鹿儿岛建设了以机器作动力的纺织所，请英国技师指导。10到1868年，属于重工业性质的新式手工业工厂（包括机械、造船、军工和冶金等）已有三十多个。

黑船事件

幕府末期建设的新式军事工业，引进的西方机器生产，规模可能比中国洋务新政时期略小一点，但它的反应是迅速的，新式机器的引进，新式学校的举办，在1861年前大体已具备。中国都在1861年以后才出现。与幕府时期比较，对于列强侵略的反应，中国是迟钝的。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追求，日本是积极的，中国是被动的。江户的“洋学所”，仅英文、法文班学生，1866年就有300人。12清政府在1862年在北京开设同文馆（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第一年只有英文班，就读学生10人。13到1885年，同文馆学生才录取了108名。14所以有差别，是中日两国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致。

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是为了强化幕府的统治，强化幕藩体制。但是它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井上清评价说：幕府末期的日本，自天保改革以来，“刚在政治上开始活跃的武士、地主、商人出身的改革派中间阶层，就随着封建制度危机的加深，作为所谓尊王攘夷的志士，发展了全国性的团结，掌握了民族的与国家的统一的主导权。”15

中国的洋务新政，当时就称作“自强新政”，它是在外国侵略和太平天国起义双重打击下，谋求“自强”的新政，是封建阶级的统治者谋求自救的措施。李鸿章的“裱糊匠”说法，最能说明问题。他晚年对人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6清政府是一间破屋，“自强”新政只是裱糊破屋，洋务派大臣不过是裱糊匠而已。他们没有想过，把破屋推倒，彻底更新。如果这样，他们就是新社会的建筑师，而不是旧社会的裱糊匠了。洋务派主观上要做“裱糊匠”，他们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就是引进了封建生产关系中不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这就必然会破坏旧的生产关系，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洋务新政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造成了一些客观的条件。这是中国洋务新政客观上产生的进步作用。

对1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行比较研究，是要研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在东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所谓后发展中国家，如何赶上现代化的潮流，在何种历史条件下，能赶上现代化潮流。通过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中国的洋务新政，大体上可以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较，改革主体、改革内容大体相近；改革效果，中国尚不及日本。尽管两国都具有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但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还有距离。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难以做真切的比较。尽管明治维新算不算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和中国学者都有不同见解，但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逐渐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这些改造刺激了日本社会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转变。自由民权运动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却促进了日本产业政策向自由资本主义方向转换，大量国有企业廉价处理给民营企业是一个标志。这个转换，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可见，落后国家，后发展中国家，甚至遭受过西方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只有转换国家体制，才可能全力推进资本主义的产业政策和文化政策，才可能赶上现代化的潮流。中国在19世纪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很难有大的步伐。

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季我努学社顾问。原文收入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编辑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