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有先贤为启蒙

“小斋标新名，清风自成响”，这是宋人吕祖俭的诗句，说明了斋号的重要。斋号，是中国的风雅之士为其书斋所取的名号，常常也成为书斋主人的代称。一个人的斋号，往往能透露出主人的性情、经历和思想。叶建荣斋号“三石斋”，这要追溯到他的家学渊源了。 建荣先生对金石书画的喜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说：“我父亲有两个兄长，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均没一人习书弄石，我这一辈也只有我一人喜欢书法而已。”祖先的庇荫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叶老师的祖父虽然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私塾教书先生，且还在他未出生时就已过世，但先泽未衰，孙枝能传。看似平凡的祖父却给孙辈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建荣小时候每每春节回堰桥老家，发现祖父写的书简尺牍犹在，看着那些手抄经书上精美的蝇头小楷，不禁心生敬畏，因此萌发要练一手好字的愿望。及至其祖母去世后，随父亲去堰桥老家，又不经意地在一只小布袋中发现了三块极普通的石章，这三块石头若千钧巨石，深深印刻在建荣先生的心头，直到他以后篆刻艺术精进尚念念不忘，故其书斋取名“三石斋”。可以说，祖父的这三方石章是他从艺最早的启蒙“老师”。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又有哪些呢？这又要归功于父亲了。因为建荣先生的父亲在南京工作的原因，他小时候经常去南京，当时父亲在南京蔬菜公司下面的一个分公司当主任，其手下有个职员叫秦士蔚（按：秦士蔚为我国当代甲骨文篆刻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秦先生印章刀法爽利，浑朴奇崛，别开印坛新面。卜文书法潇洒大度，气宇雄浑），当时尚未成名。当时，尚是小学生的叶建荣看到秦士蔚经常用旧报纸气定神闲地练字时就被吸引了，而且他写的字竟然一个都不认识，当秦士蔚告诉他是甲骨文时，一扇走向艺术殿堂的神秘之门就仿佛向他打开了。后来，每到春节的时候，建荣经常去看秦先生写春联。秦士蔚正、草、隶、篆四体皆能让他由衷钦佩，他有时还看到秦先生刻石头图章（当时不知道是篆刻），于是乎，耳染目睹，慢慢就随着秦公学习书法篆刻。

转益多师自性灵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建荣先生并没有条件像现在的孩子一开始就可以走近艺术院校进行专业美术的学习。常言道“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他以生活为师，随遇而安，在生活中汲取的艺术营养反而更丰赡。1975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太湖印刷厂工作，因当时是活字印刷，是用大小不同的铅字人工排版后上机印刷的，铅字是由铜（字）模浇制而成的，而那些冷辟字是没铜模的，需要人工徒手刻出，而且体格多样，常见的有老宋、仿宋、楷书、隶书等字体。没想到这又是一个提升自己艺术细胞的契机。在问及建荣先生学徒生涯时，他不无庆幸地回忆道：“因为我对毛笔字的喜欢和敏感，单位派我去拜锡城刻字名家杨保圻学刻铅字，同时学习木刻，木刻刀很是讲究，是古人刻木刻版的专用刀‘鹰嘴’刀。长此以往，我慢慢就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刻字工。”他补充说，因为当时无锡没几个人会这门手艺，是一个很吃香的工种。 一般写字画画的都明白，要学习篆刻艺术，必须先写得一手漂亮的篆字再说，似乎这一点容易达成共识，但很多人却忽略了刀功的重要性。为去除初学者刻印时候“芒刺”“破碎”“钉头鼠尾”等弊病，有经验的老师通常会要求学篆刻的徒弟进行一段时间的刻直线、回文、圆圈等看似枯燥的基本功的训练，这是很有必要的。正如李刚田老师所说：“技法不完美不行，现在有的写字的，基本功不到位，没有受过刻意的训练，只在情趣上下功夫，将来他的前景不会宽阔。”

印刷厂的经历，无形中夯实了建荣先生篆刻的基本功。无论是刻铅字也好，刻木刻也罢，对他以后的篆刻影响非常之大。在工作中的千锤百炼，首先练就了叶老师的一把好刀，使得他刀工了得；其次，经常接触繁体字、异体字以及各种字体，使他对字的结构的把控能力大大提高。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字模都很小，他所刻的微型印章无人能及。比如某次为宜兴制壶大师徐汉棠刻的“汉棠”印，为李园林大师刻的“园林”印，一个“李”字都不到3.2毫米。特别是要使印章盖在紫砂壶上表现出封泥的效果，这是高难度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建荣先生说：“紫砂用印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不能说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无古人。”治印之人都知道“印由书出”，而学习书法，取法乎上尤其重要。在谈起后来学书治印过程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时，建荣先生提及了自己的几位先生。其一是小时候的启蒙老师秦士蔚先生。建荣先生青少年时代除经常将作品寄给秦士蔚先生评点外，还每年去南京接受秦先生面授，每次秦公写字时他借帮着拉纸的机会用心揣摩。秦先生主张创作甲骨文作品既要体现笔墨，更要体现刀刻的特点。比如二笔之间的连接处可“不到”，这样既体现了刀刻的痕迹，同时也做到了笔断意连；比如有的二笔连接处，可刻过头（流刀），这样体现甲骨文字的“刀味”……这些耳提面命式的教诲，加强了建荣先生篆刻的艺术风格。其二是宜兴名家钱玉麟先生。钱先生通文史，工书法，上世纪八十年代蜚声无锡文坛，其书法入颜、欧、柳、赵诸名家，又自成一格，曾为无锡多处园林名胜古迹题写楹联匾额，著有楷书《王羲之兰亭集序》，其颜体书法风靡一时。叶老师为了跟钱玉麟先生学书法，随钱先生同吃同住三年不回家，临摹颜真卿《多宝塔》《麻姑仙坛记》《双鹤铭》《勤礼碑》《东方朔画赞》等，长期的浸润，叶建荣的书法具备了雄强圆厚、遒劲郁勃之风。其三是江南著名书法金石大家吴觉迟先生。吴觉迟老师更多的像“一字师”，能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领悟。有一次，建荣先生带了一幅颜体作品请觉老指点，觉老说：“总的来说不错……”没想到话锋一转，突然来了句：“无锡颜体泛滥成灾，建议写‘小欧’……”后来，建荣先生就临习了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收益良多。其四是西神印社创办人之一杨宝如先生。杨宝如是宋代理学家杨时后人，出身书香门第，家底殷实，收藏颇丰，特别是碑帖拓本很多，于碑学研究极深。建荣先生在杨家观摩旧拓本的题跋，欣赏庞士龙等名家手拓印谱，兼收碑帖的不同养分，可谓稽古之力。建荣先生说：“在随杨宝如老先生二十几年的学习中，我看到了很多先贤的好作品，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学到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印随名家艺尤高

建荣先生结缘书法并在篆刻艺术上勇猛精进，另外一层客观原因是为徐汉棠等多位紫砂名家治印。1975年，建荣先生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太湖印刷厂工作，有幸跟随钱玉麟先生学习书法。钱先生是丁山人，经常带他去无锡火车站宜兴紫砂一厂门市部玩，当时，徐汉棠的父亲徐祖纯（大家都称他为“三先生”）是门市部的主任。去的次数多了，建荣先生和“三先生”成了忘年交，并请建荣先生为徐汉棠大师刻章，从此为徐汉棠一大家治印用于紫砂作品。因为治印得到大师认可，其后，建荣先生先后为徐汉棠祖孙三代治印，徐汉棠长子徐达明、达明之女徐曲、次子徐维明、维明之子徐光都喜欢他的印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建荣先生又通过师弟认识了何道洪、李碧芳、曹婉芬、吴群祥、葛陶中、李园林、季益顺、鲍利安、何挺初等紫砂大师，并为大师们治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徐汉棠去宜兴紫砂二厂担任技术总监，请建荣先生刻了一大批紫砂艺人的印章，其中有紫砂协会会长史俊棠，范永良、徐达明、房玉兰、徐雪卷、范早大、徐元明等后来的大师级人物。建荣先生介绍这段经历时说：“最有幸的是，1985年春，我有一次前去送呈为徐大师刻的一方小印，在徐大师寓所遇见了梦寐已久的顾景舟大师，并共进午餐，顾大师对我刻的微章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名家紫砂壶是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一把好壶必定需要一个清晰、高水准的印章来陪伴。一方印章既是壶的名片，也是制壶大师的信物。追溯历史，在明代已有文人参与制壶，到清代达到鼎盛时期，那时文人参与设计和制壶，陈曼生为杰出代表人物，曼生壶印就由著名书法家陈鸿寿镌刻，极为讲究。建荣先生为紫砂名家治印，迫使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随着制壶艺人制壶水平的提高，对自己用的印的要求就随之越来越高，这是一种必然。 笔者问起建荣先生治印过程中哪一方章最得意时，他说：“没有，但有一方印象很深刻，比较满意，吾师要我刻一方‘立庵七十后作’，我刻了方秦小鈢。”

雅道传承有宁馨

建荣先生醉心书艺，书法具有金石气，源于他博采众长。黄牧甫的光洁挺拔、吴昌硕的质朴浑厚苍劲、陈巨来的精湛坚挺、来楚生的大刀阔斧他都很欣赏，尤其是这些大家书法篆刻作品的“大巧若拙”“不工之工”等特点给了他很多创作上的灵感。笔者在请教是否“治印比书法艺术更小众一点？”这个问题时，建荣先生认为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因古人有“金石书画”一说，可想而知金石的地位是很高的；另外，但凡有成就的篆刻家，肯定也是一位书法家，比如从明代文彭到清末吴昌硕，直至近代王福庵，现代沙孟海等，无一不是既是篆刻大家又是书法名家。有道是“文章艺事总延年”，而今，建荣先生虽步入耳顺之年，精力却如日中天。他每天临池捉刀，乐此不疲。工作面临退休，却将迎来艺术上的第二个春天。声名在外，难免有雅好者登门求教。建荣先生开始课徒授艺，也收取了几个颇有悟性的入室弟子，当为艺术传承的宁馨儿。他认为篆刻起于秦而盛于汉，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主张篆刻从汉印入手为上，求学的弟子确定学习流派可根据个人性格、喜好而定，不必囿于师门流派。建荣先生最近颇为关心的是艺术的推广和传承。他认为目前是弘扬中华传统艺术的大好时机，他说：“篆刻艺术的传承，应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是国富民安达小康，好多高等学府开设了篆刻专业，另外民间也有为传统文化默默付出的篆刻高人，通过办篆刻培训班等形式来努力推动篆刻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