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又称盂鼎、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铸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因同时出土有大、小两个盂鼎，大的被称为大盂鼎。小盂鼎已佚，仅有铭文拓片传世。

大盂鼎，鼎高102.1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5公斤。是清代出土的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堪称当年西周青铜器的“鼎中之魁”。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中型鼎的典型式样。使你能够在典丽堂皇中感受到威仪万端的宏大气魄和森罗之象。

其内壁铸有长篇铭文，19行，291字，内容同《尚书》“酒诰”篇的记载相吻合，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对盂（铸器人）的训诰、册命史实。大意为：康王向盂叙述了周初文、武等先王立国经验和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康王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一定忠心辅佐王室，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以及对盂的赏赐，其中令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赏赐中有给盂数量达1709人的奴隶的记载，为研究西周历史及分封制、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另外，铭文中还有“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之语，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

其书法端严凝重、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笔划有波磔。浑厚雄壮而不失秀美朗润，体势严 谨中又可见灵逸飞动，作品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精妙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世人所看重。

关于大盂鼎出土地点有两种说法：一是郿县礼村，一是岐山县礼村。笔者电话请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蔡昌林，蔡先生又咨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青铜器专家王占魁，他们统一意见回答：认为是岐山县礼村。这也正合乎笔者看法，一是岐山县礼村属周原遗址核心保护区，二是大盂鼎一出土就被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

围绕着这只宝鼎的异闻趣事，风风雨雨一直不断。在宝鼎流传辗转的岁月之中，总伴随着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近二百年来，有的利欲熏心，为占大盂鼎，而遭血光之灾；有的为护此鼎，家道中落，历尽坎坷，却守得住心中一腔正气，而享誉千古。左右着这些人物命运的，也许是冥冥中有一种的神秘力量，也许是国宝重器神异的凛然正气，也许是人间正道的天理伦常……而其中最让人称颂的的就是潘氏几代人为护鼎而历经的磨难。

说的是同治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得到大盂鼎，后来，相赠以谢当年对他有援手搭救之恩的潘祖荫。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潘在时位高权重，鼎尚安全，至潘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宝一起，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盂鼎作为国宝重器，被视为潘氏传家之宝，绝不轻示人。但觊觎之人不少，其中蠢蠢欲动者，尤以两江总督端方为潘家大患，他曾挖空心思，以强夺大盂鼎。多亏辛亥革命暴发，端方遭血光之灾，被革命党人刺杀死。大鼎才逃过一劫。

当然民国初年之际，垂涎大盂鼎的事时有发生，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潘家曾回绝一位专程来华商谈求让大鼎的美国人，不为对方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的重金所动。但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侵华，苏州沦陷。此时，潘祖年也已作古，潘家皆妇孺，无主事之人。如何保住大盂鼎才真正面临危难。此时，潘家后人不乏忠义之人，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和孙媳潘达于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本军人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掘地三尺均无所见。而整个过程中，潘家参与埋藏这些宝物之人，包括留在沦陷区苏州的潘家佣工、门人，无一人向日军告密泄露。大盂鼎终于沒有落入小日本之手，我相信其中有侥幸的成分，和所谓的皇天有眼，但更相信潘家的后人，个个都存忠义之念，他们中间，沒有丧尽良心的告密者，更沒有令人不齿的汉奸。

1951年7月潘家后人潘达于终于将大盂鼎和另外一件清光绪十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的青铜重器大克鼎，一起捐献给了国家。先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1999年12月10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枚pp17：“大盂鼎普通邮资明信片”。即以大盂鼎作为面值60分的邮资图，让我们有了一睹这件造型雄伟，工艺精湛，西周青铜器中名列四大国宝重器的，遐尔闻名大盂鼎的庐山真面目。

2013年6月20日---21日于长安龙首苑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现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