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自成的出身，史料中的说法各不相同。

《绥寇纪略》等史料中认为，李自成的祖辈生活比较富裕，到了李自成这一代，却把自己搞破产了，但没有说他做过驿卒，后来因为刑事案，铤而走险。

《明史》中却说，李自成家中贫困，早年在银川做过驿卒，善于骑射，后来犯法逃脱，做了屠户。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李自成“善走，能骑射，家贫为驿书”，这里的“驿书”应该是为驿站传送书信，意思和驿卒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明代的驿传、递运系统，它们大体相当于公共的邮政系统，同时也传送人员和货物。

按照《明会典》的说法，具体承担驿传物资的，是递运所，每个递运所的交通工具是船只或者车辆，不同规格的船只和车辆，配备数量不等的人员，加上管理人员，这个系统平时的运营自然需要一笔不小的钱。

年轻的崇祯皇帝登基之初，就面临财政困难的局面，另一方面，辽东的形势越来越坏，需要大量增兵增饷。所以崇祯皇帝在许多方面要求节流，比如清除明军中存在的腐败，核定兵员的真实数量，杜绝冒领军饷的现象，一共节省下来几十万两银子。

这必然影响了许多人的利益，也影响了底层士兵的收入，引起多处边兵的噪动。

另一个措施，是裁撤驿站，当时计算的结果，是可以节省下来几十万两银子，这可是一笑大钱。

这个主意是兵科给事中刘懋提出来的。

《明史·食货志》中说，明代的杂役繁杂，百姓不胜其苦，一条鞭法实施后，也没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刘懋提出裁撤驿夫，把驿站的劳役编派给广大民户去承担。如此一来，既给民户增加了负担，又导致大量的驿夫失业，“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

就当时的现实来看，无论边镇的饷钱还是驿站的费用，确实都有相当大的水分。不过，做为全国性的邮传系统，驿站在物资传送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更重要的一点，每一家驿站都雇佣着许多穷人。这其中肯定存在着盘剥，最后真正落入这些穷人手里的金钱，数量少得可怜。但是，这些穷人用自己的苦力能够固定地换取一点点收入，即使不足以果腹，起码能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和稳定的预期。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今，朝廷裁撤了驿站，大批穷人一下子成了无业游民，又赶上灾荒之年，这些人要想生存下去，会接受任何诱惑。

我们无法确定李自成是由驿卒变成反贼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量被裁掉的驿夫衣食无着，最终成了乱民的一分子。

所以，在裁撤驿夫的问题上，刘懋和崇祯皇帝的目光太过短浅，只算了经济帐，没有算政治帐。

《绥寇纪略》中有一种说法，后来刘懋患病时，很后悔当初自己给皇帝出了那个馊主意。

刘懋死在北京，遗体要运回老家，走到山东境内时，竟然找不到赶车负重的驿夫，而且底层百姓都很痛恨他，“各处饥民甚至呼其名而诅咒之，图其形而丛射之。”

于左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