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叔导读：虽然隔着千年干枯的时光，太史公的文字，依然裹挟着热气腾腾的气息，还原着惊心动魄的镜头，将我的思维带入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现场。从故事到政事，从人物到命运，字里行间无不翻涌、激荡着情感的波涛。

研究中国历史，必以《史记》为宗。倒不是说《史记》里的所有记载都准确可信，这是任何史书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后来的史书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太史令。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龙门夏阳人，即今天的陕西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考。他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活动在汉武帝时期。他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学识广博，深通天文历算，喜黄老之学，立志以继《春秋》修史为己任，这些都给司马迁以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十岁随父到长安后，开始学习古文书传，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访寻古迹，采集传说，了解风土，接触各方人物。

人生的转折点，就在那场宫刑风波。

对于司马迁遭受变故历史上的说法是各有不同，但是比较普遍的还是因为李陵攻打匈奴，但是因为匈奴人数多于李陵所带领的军队，在加上李陵多日作战，虽斩杀了一万匈奴，但是由于后备军没能及时赶来，粮草也急需补给，最后还是兵败于此，成为匈奴的俘虏。

所有的大臣都在奉承皇帝，终日看着他的脸色，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将之前日日夸赞李陵的话改成虚伪小人。

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肯定有他的想法，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

李广利在战场上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他取得一些胜利后，就遭遇大败，损失了六七成的军队。李广利这样的沉重损失，就显得李陵更加英勇了！李陵是主动请战偏师，而李广利是汉武帝安排的主力，结果二人表现却是截然相反的。越是把李广利和李陵相提并论，就会越体现汉武帝的用人失当。而我们的太史令司马迁就是在做这样危险的事！

不久，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以宫刑。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抛开个人身体折磨和精神压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写作之中。

那时候，判了死刑，未必就一定真会死。《汉书·武帝纪》有记载：太初四年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啥意思呢?就是说有钱就可以免死!而发布这条命令，就是在司马迁替李陵辩解之前的两三年。

所以说，此时司马迁完全可以遵循这道命令，交钱就可免死。

可惜的是，最终结果我们知道了，他受的是宫刑，交钱和交命根子，都可以免死。那么司马迁为何不交钱呢?我们只能认为，他家里穷，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当时他在朝中的职位是太史令，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起草文书，记载史实，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俸禄一年只有六百石。所以说，司马迁再如何凑也是凑不出来这五十万钱的。

公元前91年，旷世名著《史记》经过司马迁13年的艰苦写作，终于全书完成。共有130篇，52万余字。《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历史事件真实记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对此勃然大怒，将《史记》手稿付之一炬。

因而，读《史记》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打开悲愤激昂的第五交响曲——《命运》。

总有一种感觉：司马迁笔下的文字，和贝多芬指下黑白分明的琴键异曲同音，那情感、气势、力量，像奔涌的潮水，直抵肺腑。每每文终，我仍心潮澎湃，想起陈元帅笔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坚强与刚毅，想起空谷幽兰袅袅不绝、孤芳自赏的王者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