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区张堰镇人，本姓何，名馥，又名法治，后改名换姓为白蕉。别署复翁、复生、无间子、虚室生、云间居士、济庐复生、天下第一懒人、王右军私淑弟子、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擅长画兰，精书法、诗文，能篆刻，早岁便饮誉海上，与沈尹默、潘伯鹰并称“海上三杰”。

白蕉身处新旧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时期，新旧思潮冲突，中西文化碰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已经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而是全新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来临。白蕉与同时代的书画家一起，延续了旧式文人传统。

白蕉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才情横溢，生性散澹自然，不慕名利。少时即以书翰闻名乡里，一生大成，“诗书画印”允称一代。写兰尤享盛誉，绝有逸致。诗论富创见，新旧双璧，蜚声文坛，自以为“诗成或在宋元时”。篆刻亦颇有建树，平生所作，皆以宗法秦汉为要旨，高古绝伦，深得汉印堂奥，并且一生敝帚自珍，难得为人奏刀，时人所谓“求其立轴难，求印则更难”。有一则典故便可说明：白蕉在上海举办展览，开幕式上有人捣乱，幸亏邓散木出面调停，请白蕉治印两方才得以平息。

白蕉自谓“诗一，书二，画三”，实际上是文人自负而又自谦的体现，徐渭和齐白石皆有类似言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全面的才情修养正是白蕉等一批同时代的艺术大师成就至今难以被人超越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白蕉书法中的笔法和气息仍然属于古典式的，可以与前贤相衔接，呈现出延续性特征。当代书家取法“二王”，始终难以会意本质，无法相颉颃，两下对比，不难看出造成“短板”的原因所在。

白蕉一生以“二王”为本，目标专一。他曾经谈及碑与帖的关系：“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沉着端厚而重点画，帖秀稳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萧散……应该取碑的长处补帖的短处，取帖的长处补碑的短处。”但终其一生没有走碑帖结合的路子，而是坚定地选择了纯粹的帖学，不骛多炫博，四面出击。

白蕉作品

这种“纯”奠定了其一生的风格基调。用笔使转明快，笔调温润，尽量泯灭锋芒棱痕，柔韧遒劲无比，深得晋韵之妙。与“二王”的差别在于，整体上少了一份阳刚，多了一份阴柔。白蕉用笔着意追求起落无痕，折笔相对减少，行笔速度更快，结字求简，字距安排力求变化，尤其注重对“二王”尺牍整体气息、格调的取舍，善于捕捉字里行间的神韵，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所书手札更能展现个人才情，逸笔草草，牵丝映带，笔致轻盈，随意点染，墨韵氤氲，跌宕多姿，尽显风流自在。

白蕉主学“二王”是个人选择。然而，选学和学好是两回事。书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太多。说到这一点，对于当下一股脑扑向“二王”的书家或者认为大家都在学而我偏不学者，都是有启示的。这两种倾向都缺乏理性思考。书家勤奋努力是必需的，但方向一定要正确。探究白蕉成功的原因，宏观上，需着眼时代背景大势；微观上，需考量其个人天赋性格。

从大背景来看，民国和魏晋一样，属于“乱世”，后者对于前者，存在一种跨越时空的眷恋。差别在于，魏晋是清谈老庄，民国则百家荟萃。魏晋风度具有丰富的内涵，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独尊儒术失灵，导致了玄学与清谈的兴起，乃至于形成了时尚，从崇尚学问变为崇尚智慧，从入世到出世，从“有用”到“无用”，以及真性情和追求美。

行楷八言联 蹈德詠仁神无不畅，正身履道卑以自居 1945年作

民国时期之所以名家辈出，很大原因在于当时处于从旧王朝过渡到现代社会，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社会结构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西学东渐、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反思。内忧外患、思想自由，使得民国时期的名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魏晋风骨的文化基因，不管激昂奋进或隐逸出世，皆能持守重节，寻求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生存之道，致力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重改革。白蕉一生短暂的60年光阴，历经北伐、抗日、内战、反右等重大历史时期，可谓阅尽人间春色。一生为人秉性耿直，散淡自然，不善交际应酬，崇尚和坚守“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座右铭，从不汲汲于名利，不求速成而终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