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一词，在过去大致有三种定义：(一)珍贵的物件；(二)对孩子的昵称；(二)明清太监指称其命根子。

现在‘宝贝’好像专门用来称呼某类妇女，从上海宝贝到足球宝贝。如果要推选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则非她莫属。

她早年被时人赞誉为“女豪杰”、“女英雄”和“女伟人”，但晚年却被冠以“民国第一女流氓”的骂名。

从伟人到小人，她将自己塑造成了民初的“政治宝贝”；

从英雄到无赖，她把自己变成了人人厌恶的风骚女政客；

从豪杰到流氓，她为自己赢得了生前身后的毁誉参半。

她的人生着实是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逆转，称得上轰轰烈烈，也算得上惊世骇俗。而她的名字在清末民初可谓是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沈佩贞祖籍安徽，家境殷实，识文断字，姿色出众，个性十足。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北洋女师学堂的老师白雅雨就以学校师生为主组织成立了天津共和会，自任会长，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反清活动。

当时正在北洋女师读书的沈佩贞亦踊跃报名参加了共和会，并迅速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

其实沈佩贞早已经是位阅历过人、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了，几年前在日本留学时，她就参加了同盟会，是与秋瑾齐名的同盟会女元老之一。

武昌起义后，白雅雨以组织红十字会为掩护，公开活动，鼓吹革命。

沈佩贞或与同学暗中油印宣传品和募捐收据，或跟随白雅雨往来于天津、北京、张家口、滦州等地，秘密策动武装起义。

为了躲避清军的检查，大胆的沈佩贞把炸药捆在身上，伪装成孕妇，把长枪放在棺材里，借出丧巧妙过关，其胆识和智谋，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时期，沈佩贞在上海组织起了“女子尚武会”，招募了五百多名勇猛果敢的女子，专为北伐培养女性侦探人才。

她在章程中规定，学成后的女生将随同女子军北伐满虏。这个时期的沈佩贞喜欢身着戎装，腰佩短枪，她那一帧戎装小照，在当时流传甚广，人气极高，时人齐呼其为“女界之伟人”。

不久，沈佩贞又在天津组织起义呼应南方革命，1912年初的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文章专门报道了此事。

诚如《申报》所言，沈佩贞身着军装，器宇轩昂，气魄风骨不逊于男子，是当时争夺女权的领军人物。

这说明了那时的沈佩贞和秋瑾、唐群英等女革命者一样，是无私无畏、志在四方、心怀天下和精忠报国的“女豪杰”和“女英雄”，只是在盛名之下，她难免藏不住英姿勃发和年少轻狂。

总之，沈佩贞的革命思想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在革命活动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后，默默无闻的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都督，大权在握，名重一时。热衷于政治的沈佩贞遂向黎元洪投怀送抱，意欲寻找政治靠山。

黎元洪并非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虽有“黎菩萨”的绰号，却没有菩萨那样清心寡欲的修养。于是两人各怀鬼胎，勾搭成奸。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很快就被黎元洪的小妾黎本危察觉到了，她性格泼辣，态度强硬，逼着黎元洪将沈佩贞赶出了都督府。于是沈佩贞不得不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武汉，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中华民国成立后，沈佩贞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想要在政坛一展身手，但1912年4月，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颁布了新《临时约法》，将女子参政权利全部删除，身为女子的她顿时失去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参政权。

震怒中的沈佩贞带着“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三十多个女子全副武装地闯入参议院，大声责问在座的众议员，声言女子亦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警卫将她挡在门外，她伸出一拳将玻璃窗击得粉碎，警卫上前劝阻，她飞起一脚将警卫踢倒在地。

政见不和演变成了暴力冲突，沈佩贞倒是出名了，但也因此备受批判，被男子视为公敌。

此事之后，沈佩贞的暴力倾向并未收敛，反而愈加激进。

1912年8月，沈佩贞作为同盟会会员受邀参加同盟会改组大会，她满怀期待，梦想着从此能与男子平起平坐，共议政事。

但当秘书宋教仁念完国民党新党章后，她便难过的再也坐不住了，因为她听到党章内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男女平权”的规定。

一怒之下，她拉起唐群英冲到主席台上，扭住宋教仁，给了他几个大嘴巴。据当时的媒体描述，那场景是“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此举引发了舆论的哗然，沈佩贞成了男子口中讨人厌的“母老虎”，她的政治名声也急转直下。

这位出尽了风头的女权领袖，在男权主义的围攻下，渐渐迷失了方向，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

1915年，早期高唱共和、热爱民主的沈佩贞突然开始帮想要称帝改制的袁世凯鼓吹起“帝制”来，据说袁世凯差点儿将她收为自己的小妾，只是由于她浮浪名声在外，不甚雅观，便只收她做了“门生”。

沈佩贞特意给自己做了一张名片，名片正中间写着“大总统门生沈佩贞” 七个醒目的大字，以此为荣，得意忘形。

不久，袁世凯又任命沈佩贞为“总统府顾问”，并赴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她亦欣然接受，大有在政坛叱咤风云之势。

历来宣传女权的沈佩贞不知为何竟认了执掌京城治安大权的步军统领江朝宗为“义父” ，两人举止亲昵，关系暧昧。

她还纠集起一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新女性，经常带着她们出入于总统府及权贵宅第，传出了不少绯闻艳事。

据说江朝宗等人还为她们这批“女志士”设了一个“办事处”，实际上就是“高级娱乐会所”。

后来，一个名叫萨苏的家伙说：“在我的记忆中，沈佩贞的名字只是和‘女流氓’联系在一起的”。啧，可能还不如“女流氓”呢。

田遨在《杨度外传》里借杨度的视角对沈佩贞作了如下贬抑：“杨度第一眼看到她时，不由自主地将她和远春作了奇异的比较。远春是个纯洁女子，而她，是个堕落女人。纯洁的身在妓院，堕落的身在官场，还经常出入总统府。这个世界是多么颠倒呀。”

这里的“她”是沈佩贞，“远春”是花远春，“聚福清吟小班”里的姑娘，卖艺不卖身，杨度的风尘知己。

沈佩贞这批“女志士”的丑态，被沪上的《神州日报》爆了光，文章上说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在北京城里的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小脚”，一连刊登了三天。

沈佩贞见报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报社老板汪彭年摆酒席赔罪，并登报声明，但汪彭年不予理睬。

于是沈佩贞亲自率领数名女将和卫士一路杀进汪公馆，汪彭年从后门溜走，当时正客居汪公馆的众议院议员郭同被当做替罪羊，一顿拳打脚踢后连裤腰带也被弄断。

沈佩贞烧掉了汪府的家具，打烂了字画古玩，然后率领手下扬长而去。此事惊动了京城，袁世凯因沈佩贞给自己丢了脸而将她罚禁押半年，她的政治生涯从此走到了尽头。

沈佩贞出狱以后，心灰意冷，不想再与男人争短长，只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把自己嫁出去。偏偏，沈佩贞碰上了很不靠谱的男人魏肇文。

魏肇文天生叛逆，他爸魏光焘是前清重臣，曾官拜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挣得了万贯家财，爱新觉罗家于老魏家真可谓皇恩浩荡，可魏肇文全不知感恩戴德，在日本留学期间，居然加入志在“驱除鞑虏”的同盟会，一心要革满清朝廷和他爸的老命。

革命成功后，魏肇文成了第一届国会议员。

1918年，春暖花开时节，叛逆的魏肇文在广州碰上叛逆的沈佩贞，一见钟情。都是不怎么循规蹈矩的人，对上了眼自然也不怎么讲规矩，没领证，没摆酒，两个有情人就自成眷属，住到了一起。

二人相处几个月，魏肇文突然发觉，两个趣味相投的人，天长地久地生活在一起，其实很是没趣，就不免三心二意，萌生去意。

沈佩贞为争取“男女平权”，出生入死，忍辱负重，现在竟然被一个纨绔子弟玩弄，不由得悲从中来，把魏肇文告上法庭，告他“赖婚”。

1918年11月27日，站在广州地方法院原告席上痛斥无耻男人的沈佩贞，又一次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法庭辩论中，沈佩贞受尽被告辩护律师的侮辱：“原告，你知道被告为什么在书信中称你为‘先生’吗？在上海，那是嫖客对妓女的称呼。你和被告既无婚姻文书，又无媒妁之言，其实就和嫖客妓女的关系差不多，何来‘赖婚’之说？”

沈佩贞气得发抖，面对全场哄笑的男人，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号啕大哭。边哭边说，自己要是得不到公正的判决，就抬着棺材来，死在法庭上。

貌似公正的法律，又一次扇了沈佩贞一个耳光。法官判决：魏、沈二人属于姘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被告有自由结婚之权利，“赖婚”无罪。驳回原告诉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沈佩贞很不服气，她不顾法律的警告，守候在魏肇文上班的路上，揪住他讨说法。二人纠缠至警局，警察却全无怜香惜玉之心，把沈佩贞狠狠训斥一顿，限三日离境，否则严惩。

从此，沈佩贞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2年12月8日，网上有人拍卖“沈佩贞离异魏肇文致全国通电”手迹原稿，书法利索，文辞悲愤。拍卖底价为8000元，是否拍卖成功，未见报道，也没人关心。

自辛亥革命时期便要为全国女界争取女权的一名高调女权斗士，最终却沦落为一位弃妇，不禁让人唏嘘。

沈佩贞的一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她代表了追求权势的另类女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她有姿色，有心计，更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胆魄，因此她能把民国政坛的那些“大头鱼”一网打尽。

而她所追求的女权，归根到底依然是对于男权“主子”的人身依附权，而不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自由自主、契约平等的人权。

但是，无论沈佩贞身上存在着多少缺点和盲区，她对女权的执着追求还是真诚的。她所遭遇的女权奇案，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耻辱，而是男权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