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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北部(海河以北)，以及河北北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失岭北（王维诗中都护在燕然的燕然都护府）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燕云”一名最早见于《宋史·地理志》。包括燕（幽）、蓟、瀛、莫、涿、檀、顺、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共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在太行山的西北，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之于南方犹如岭北行省之于北方，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地缘战略价值巨大，元朝称之为腹里。

公元936年，中国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后唐河东节度使）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有能够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权感受威胁持续长达二百年。

907年，唐朝灭亡，朱温篡唐建立后梁，911年，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不顾众将臣的反对，登极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 桀燕建立后，即不断受到晋王李存勗（沙陀人）的攻击，应天三年（913年），晋军攻陷幽州，俘获被囚禁已久的刘仁恭，而刘守光逃亡后不久亦被擒。914年刘仁恭和刘守光父子被杀。

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后唐。并灭掉后梁，到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时，大将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后来末帝开始对石敬瑭起疑，石敬瑭也暗中谋自保。石敬瑭以多病为理由，上表请求朝廷调他往其它藩镇，借此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末帝在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改授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并降旨催促赴任。石敬瑭怀疑末帝对他起疑心，便举兵叛变。后唐派兵讨伐，石敬瑭被围，向契丹求援。九月契丹军南下，击败唐军。石敬瑭在十一月受契丹册封为大晋皇帝，认契丹主为父，自称儿皇帝，然后向后唐都城洛阳进军，末帝在闰十一月（937年1月）自焚，后唐遂亡。沙陀人石敬瑭灭后唐后，建立后晋，并在938年按约定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

虽然燕云十六州的面积并不大，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地图上看，燕云十六州接壤于北方与南方之间，相当于一道天然的地理缓冲地带。中原王朝拥有燕云十六州，就等于一把铁链锁了北方门户；如果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就等于打开北方门户，任凭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幸运的是，在五代十国之前，燕云十六州一直在中原王朝手里。不幸的是，936年，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建立了后晋王朝。契丹的兵不是那么好借的，石敬瑭付出的代价就是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石敬瑭轻轻松松一挥手，送走了燕云十六州，却让中原民众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遭受了长达近400年的侵扰。

燕云汉人在辽、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的历史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辽、 宋、金三个王朝却都采取了既拉拢又排斥的作法。辽朝用科举、任官和婚姻来使汉人忠于自己，但是又不信任大多数“非我族类”的燕云汉人，而将其置于社会的底层；宋朝出于对“胡化”汉人的歧视，指其为“番”、“虏”；金朝则在重用部分辽朝汉臣的同时，在政治上将幽云汉人列于女真人、渤海人和契丹人等民族之后，排斥于统治阶层之外。另一方面，辽朝中后期的燕云汉人不仅在民族认同上日显孤立，且在政治态度上也没有固定的倾向，并非传统中认为的那样“心向中原”，而是以利益为中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在辽、宋、金之间往来叛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先协助辽朝抵抗北宋，眼见辽朝大厦将倾就意图附宋自保，继而又出于对北宋政权的失望，投奔金朝，并由此导致了金宋间的战争。燕云汉人对三个王朝各自的发展进程、力量的消长、以及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形成，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梁河之战，宋军虽然是以疲敝之师连续作战，但在战争之初确实是势如破竹。而反观契丹，在宋军进军之时，军民望风而降，幽州百姓甚至“以牛酒迎犒王师”，说明在辽国在燕云一带的统治已经基本瓦解。—如果说宋朝曾经有一次最接近收复燕云十六州，那肯定就是高梁河。可惜，高梁河最终还是惨败。高梁河一战，对宋辽双方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的。从宋朝一方来说，从此再也不敢进行这种大纵深的军事突破，—换言之，宋太宗的胆子被吓破了。而对辽方来说，完全建立了对宋军的心理优势，而燕云一带的军民也再不敢对宋军寄以期望。这种影响在雍熙北伐时的体现，对宋朝来说，在战略上只敢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同时还寄希望于燕云人民的响应。但他们没有想到，经过高梁河的惨败后，燕云人民已经不可能象当初那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因此我们看到在雍熙北伐的过程中，再也没有了辽国官军闻风而降的景象，相反，每下一城都必须经过血战。即使有投降的，也是在经过恶战后的被迫行为。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所以漠南天然牧场一旦失去，中原地区想养马，就要从人的嘴里夺粮食去给马匹，代价太大，农耕民族只能用丝绸去游牧民族那里换马匹，战力掌握在游牧民族手里。历代古代中原地区因为缺乏大量优秀的战马而无法消灭周围众多的威胁力量。所以历史上一旦农耕或游牧政权建立起农耕+游牧=复合型帝国就碾压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