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金印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金印，是古滇王国存在的证据。滇王金印是两千多年前的一枚印章，这枚印章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古滇国的秘密。它的发现还与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有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duó]来到了云南省博物馆。在这里，郭老见到了一些形制特别的古代青铜器，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的图案。只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我们去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的青铜器。”

看着这些独特而精美的青铜器，郭老半天不做声，突然，他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原来，对中国历史深有研究的郭老，看到这批珍贵的发掘文物，马上联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生活在云南滇池附近的古滇国。果然，不出郭老所料，上个世纪，云南相继发掘出了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个大古滇王族墓葬群，出土的各种青铜器仅李家山就3000多件，在石寨山竟挖出了这件独一无二的滇国至宝——滇王金印。滇王金印揭开了古滇王国的神秘面纱。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

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６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

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50多年过去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石寨山先后又进行了5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以万件。伴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及科学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国神秘的面纱被揭开，石寨山已经成为云南考古事业的辉煌历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重要考古成就之一。滇王金印现原件存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云南省及昆明市博物馆展出的均为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