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开始，直到五代时期，武人叛乱频繁，藩镇割据的局面持续达二百年之久。宋太祖以兵变上位，深知其对政权的威胁，因此从当政伊始就着手削夺将领军权，消除隐患。

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强力控制禁军并培养其成为全国军队的精干。一方面实行"强干弱枝"，把精锐部队集中于禁军，削弱地方军队；另一方面分散禁军将领的军权，通过频繁更换将帅和士兵不断换防等措施，削弱将领和士兵之间的联系，避免军队军阀化。

二、以文制武。在朝廷中央确立了文臣处理政务的原则，执政官员都任命文臣，甚至在负责军事决策的枢密院也安插文臣，以牵制武官，从而杜绝了武臣大将对朝政的干预。在地方机构中，则不断派出文臣担任州县官，以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将吏。

应该说宋太祖的措施大多还在合理范围内，并且他当政时还给了边疆军队以特殊政策，允许边境地区将领有一定独立的财权和人事权。但是，情况到了宋太宗时发生了变化。宋太宗以不正常的方式即位，因此心理阴暗，对臣下的防范更加强烈。太平兴国四年（979）北伐幽州期间，发生了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很大。从此，宋太宗在以往收兵权的基础上，更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宋太祖给予边疆将领的特殊政策全盘取消。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彻底丧失了收复燕云的信心，而接受了以赵普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兵久则生变"的告诫，放弃了收复燕云、军事强国的北伐战略，进一步导致军队将领作用及地位的降低。

宋太宗中后期，实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内部。宋真宗即位后，全盘延续宋太宗朝的统治路线，将其确立为宋朝的"祖宗家法"。"澶渊之盟"的订立，更给了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的机会，他们开始认为：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此后，宋当政者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所退步，对军事手段和武官阶层的作用更加贬低，宋真宗便称："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於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

从此，"崇文抑武"的方略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这在宋朝廷当中文武官员的权力地位格局中得到明确反应。在宋朝以前，历代王朝盛行"出将入相"的现象，而宋代宰相以科举出身的文臣占绝大多数，如北宋宰相共有 71 人，其中 64 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 7 人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澶渊之盟之后，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枢密院中文官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宋仁宗时期开始武将几乎被枢密院清扫出门。

靖康之耻后，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武将群体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南宋政权稳定之后，又坚持传统的治国方略，甚至不惜通过以杀害岳飞的手段，实施第二次收兵权，恢复长期以来的统治模式。南宋时长期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全国统军体系依旧受到文官的控制。

宋朝"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祖宗家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宋朝发明出了文臣统兵制度。随着武臣地位的不断降低，宋朝到宋仁宗时代逐渐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军事制度，宋军战役指挥从此变得拙劣不堪，消极防御成为宋朝的基本军事战略。

其二，由于军功集团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武人为代表的尚武力量对政策的影响力明显不足，于是造成宋朝数百年对外以求和为主的基调。宋太宗接受宰相吕蒙正的意见，表示："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宋真宗更自欺欺人的称："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

其三，宋代的社会价值观与风尚也受到了深远影响。宋开国以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文尊武卑"的价值观。北宋中叶人田况引用当时人的话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宋朝人以从文为荣，以从军为耻。宋夏战争爆发时著名理学家张载曾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拜见范仲淹欲从军效力，却被对方责备"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由于宋朝社会精英普遍鄙视和远离军队，无可避免的导致了宋军战斗力的低下。

到了宋仁宗时期，宋朝的"文治"达到了极盛时期，而全国能战之兵只有数万人，在战场上不断遭到西夏元昊的羞辱，最终竟向对方纳币。这一时期宋军的屈辱表现，已经预示着后来靖康之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