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多区域多民族的大一统帝国，所以它的统治阶级呈现方式就发生了变化。过去我讲的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是最高统治者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统一，那是自秦大一统之后到明朝的华夏-汉族政权所具有的特征。最高统治者指的是皇帝，统治阶级指的是豪族士族、世家大族、士绅阶级。

而明清的则用中央政府与中间垄断阶层来指代更为恰当一些。如前几篇讲明朝的我就更多用的是中央政府一词而非皇帝了，因为明清社会的扁平化让制度上的皇权扩大，以至于能指代中央政府了。明朝还有个强大的士绅阶级，而清代的士绅阶级只能算统治秩序的一部分，而运行这个统治秩序的，就是中间垄断阶层。

清朝的整个统治方式就属于民族政治的范畴了，这我以后会专列一个系列来讲。这里就只先讲讲汉地的中间垄断阶层。由于皇权极盛，中央政府任何决策都能近乎无条件地执行，于是中间垄断阶层人人自危。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中间垄断阶层失去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能通过敛财才有安全感的状态。这时，有个规律就十分明显了，皇权越大，官员就越贪污。

因为过去的皇权较弱，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提升实力，大量圈地，私储家丁武装等；而皇权强大，制度上就限制了中间垄断阶层的多元化扩展，于是就只能靠敛财了。对于他们的敛财，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是默许的，但有必要的时候也会将他们打掉，尤其是敛财敛到了“首贪”的地步，比如和珅。

乾隆放任眼皮底下的首贪，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因为在强大的中央政府面前，和珅等中间垄断阶层就是提款机。乾隆死后，发生了白莲教起义，波及多省，中央政府耗资巨大。这时，嘉庆才找个理由处死和珅，将其巨资充公，填补财政空缺，而广大人民也称赞天子圣明，缓解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可谓一石二鸟。

国家藏富于民，不如藏富于贪官。藏富于民，要用的时候就麻烦了，一是获取过程，二是可能激起民变。而藏富于贪官，要用的时候就打一批，人民还会拍手称快。而实际上，人民的财富还是被变相地剥夺了，这就是中央政府有限度地容忍贪官的原因。

这种事情若发生在新时代的“好政府”，中央政府利用打掉贪官的这笔钱还可以继续造福于民；而在阶级社会，这笔钱哪能轮到百姓呢？殊不知在阶级社会中，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保障统治阶级财产 , 保护富者不受贫者侵犯。这也是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政府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