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回忆录》：梅兰芳先生的经纪人，眼界之高博学之能，佩服

齐先生不会票戏。更不是梨园行的角儿，但有一条，他是真懂戏，而且有研究，再加上他会外语、通西洋，因而是位极有眼光的鉴赏家。先生与梅兰芳交好，梅的成名，不少便是得益于齐先生的指点。30年代，梅老板轰动一时的赴美演出，就是齐先生一手操办的。齐先生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便是记载这次京剧出国的一手材料。既能研究，还能说戏、写戏，并且懂得操办演出，这就不是一般人了。有人将齐先生比作梅兰芳的经纪人，其实并不完全合适。齐、梅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是老派作法，放在现代社会，实在很难找到一个合适名词来对应。

从晚清到民国，唱京戏的名角不知其数，然而，对京剧有系统研究的人却不懂。这是因为：唱戏的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有心得、有经验，却没有研究的能力；而专门搞学问的人，喜好京剧者甚多，但愿意专门研究这行儿的，又没有几位了。因此，齐先生对京剧研究的价值自然格外重大了。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亲访过的京剧伶优就有四千余人，不仅搜集了大量宝贵史料，而且还专门创办了国剧研究会。

齐先生生于乱世，从晚清到民国，从北平到海外，最后终于台湾，其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在他的身上，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气度，也有西洋文化熏陶下近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和判断。如果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话，那么，齐先生应该是个很好的样本。

抗战时，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先生数年闭门不出，在家专心著述，每遇与日本相关的事务，先生总是巧妙周旋，坚持不为敌国做事。这便是他身上体现传统知识分子风骨的一面。有人说了，不与日本人合作者多了，怎么到了齐先生这里便是传统风骨了呢？这话自然是不错的，但您且听我把话说完。日本战败后，北平不少受日本人欺压的穷苦人见日本人便要出气，街上碰瓷滋事的有之，明目张胆抢东西的也有之。有人劝齐先生也出出气，还能趁机捞一把，但齐先生是怎么说呢？他讲：这么些年在日本人的欺负下度日，我对他们当然也是有气的，但是，我不出气便罢，要出气非杀他几个高官不可。打骂降兵，或者趁机发点小财，我不反对，但我自己是断不会这么做的……这样的做派，便是与普通小人物的区别了。

先生是读书人，但他又绝非一介书生而已。他曾自述：“我做了十来年买卖，与各界的人都接触得很多，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各种技艺人员都认识了不少”。按传统道理来说，士与商是不能相通的，因此，齐先生这样的经历，与传统书生是大不相同的。“欲研究经史，不能离开社会”，“由社会中的许多情形，可以明了经史的意义；由经史中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社会中各事之来源”。先生的这段自白，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了。与之相比，先生会外语、通西洋文化，倒未必是多么重要的区别了。会外语的人读书人多了，但有这般见解的恐怕就没多少了吧。

齐先生是位与社会接触面很广的知识人，喜欢观察人，自称多从“街面上得来知识”，他能在戏曲、民俗方面有所成就，全凭好性情。他曾专门研究过北平的三百六十行，还喜欢同各大小饭馆的厨师交谈，并著有《烹饪述要》等研究美食的书。先生懂美食，但却不贪吃。平日，甚至逢年过节，倘无客人来访，他的家中是只做两个菜的。如此，只为省时、省事。身安心静、自我修为，这就是先生的生活哲学了。梁实秋曾讲：“齐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着，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上面这段话是网上看到，觉得很贴切，故引用于此。

齐先生一生专心学问，通晓人情事理，他远离政治，但又对时事、对政局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这最让我敬佩的地方。多少大学者、大科学家和著名文人，因为不懂政治，或者自以为与政治无关，最后落得个斯文扫地，甚至赔上了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物，我们见得还少吗？

齐先生则不然，他对政治有自己的判断，而且看得很准。当年，有人劝他留下来，说他不过是个文化人，不会将他怎么样的。当时齐先生是这么说：即便他们不动我，我大概也不能活得愉快，所以是一定要走的。后来，先生南逃，到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