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有声明：我写这篇文字，完全是因为犯贱，我愿意承担犯贱之责。还有，我犯贱是因为钟红明肖元敏的鼓动。她俩是一伙的，在上海，巨鹿路675号。

一、声明

我从来没想追忆过谁。这么说似乎有些不确，因为我有时候冷不丁也会追忆起某个人，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从未想过以文字的方式追忆某个人。现在要作的这一篇文字，完全是因为钟红明和肖元敏。那还是在两年前，我的心脏正罩在手术后的阴影里，睁开眼疑神，闭上眼疑鬼，说白了就是怕死。我已经相信，人会像忽儿想做一件事情一样忽儿死去的。“这怎么行呢？”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很为我担忧，就拉我出门游玩，就游玩到了上海，就见到了她们。她们请我喝茶，当然也聊天，就聊到了符驮村。她们是知道符驮村的。符驮村怎么样了？这就聊到了他，我现在要追忆的这个人。我一二三四五地给她们说了他的几样事故。她们显得很有兴味，一人一句，以为可以作成一篇小说。我作过小说，她们看过的，都说过好话。

“写吧写啊。”钟红明说。

“能写好能写好的。”肖元敏说。

我就有些忘乎所以了。

我在两种时候容易忘乎所以，一种是喝酒的时候，再就是听到好话的时候。那天是喝茶，没有喝酒，这倒不在她们作为地主的吝啬，而在我的胃。我的胃早就不接受酒精，见酒就让我疼。我是怕疼的，就不喝酒了。但我并没有戒听好话，据我多年的经验，好话不仅不伤身而且养心。她们像劝酒一样，一人一句，我的血脉就旺了起来，以为我真像她们说的那样，不但能写，也“能写好的”。

就说：写吧写吧。

就说：写好写好。

还说了：一定一定。

但终于没有就写。也不妨说说原因，那就是，我在将写未写的时候，又不情愿作小说了。

其一，小说是闲人的差事。我过去是闲人，当然可以作小说，现在固然还是闲人，却带着病了。会不会病及小说呢？

其二，小说不仅是闲人的差事。比如，已经被故的萨达姆·候赛因，就作总统也作小说。也有闲人作小说而变为忙人的，比如做官或做教授学者，变而为忙人后不再作小说或兼作小说。也有作小说不作官不作教授而来钱的，也无须做官做学者教授。我作小说是什么都不来的。如果说我不眼馋前两类的话，但作小说不来钱实在给了我不小的刺激。不来钱是无法继续作闲人的，作不了闲人，在我，也就没法继续作小说。前景如此明了，何必要作钟红明肖元敏以为“可以”的这一篇呢？可见，我的不情愿作，也不单是怕“病及小说”，也有实惠的一面。

该不作了吧？却偏偏要作了，正应了一句俗话：人都有犯贱的时候。

但不愿是小说。

但又愿意看它的人作小说看。

我没有能力完全真实地描述一个人或一件事，也从来不相信别人能。就因有这一点，我不相信任何书写的或口述的历史。我把所有书写的和口舌上的人事都以小说对待。对我的这一篇非驴不马的文字，我愿看见的人也和我一样的态度。

如果是符驮村的人呢？如果是我要追忆的这个人的亲人呢？看出了不舒服呢？要找我的麻烦呢？打官司呢？

奉天县曾经流传过一个所谓讲哲学的段子，也许至今还在流传。学问家的说法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不按规律办事要受惩罚的。到了老百姓的嘴里，说出来就是：世界是个东西；东西是动弹的；动弹是有路数的；不按路数办事要挨戳的。两样的说法，一样的意思：为人办事要守规矩，当然也包括作文。

我又是怕挨戳的。

或说，怕挨戳就守规矩“按路数动弹”呗。不。以我的经见，即使按路数动弹也要挨戳的事是常有的。

所以要有声明：

我写这篇文字，完全是因为犯贱，我愿意承担犯贱之责。还有，我犯贱是因为钟红明肖元敏的鼓动。她俩是一伙的，在上海，巨鹿路675号。

二、题解

或说，以题目看，不晦涩也不复杂，题解不仅多余，专列一节，更有故弄玄虚之嫌。其实不然。世事和人事难说者居多，有些看似复杂的，却往往简单，看似简单的，却偏偏复杂。就我这一篇的题目，晦涩倒不晦涩，但说简单，可就有些绝对，是简单也有些复杂的。比如“追忆”，不就是要说一个死人的事么？是的，他已是死去的人，所以用“追忆”，但何以是“部分”呢？或说，没有人有本事把一个人的经世之事全部写出，这当然也说得通。但我的“部分”，不是因为没有必要，而是因为缺失太多。比如，他是做官的，他何以当官？如何当官？尤其是现在，尤其在现在的中国，仅这一面，就可以有许多追忆的好料。但是，很可惜，我对他的这一面，却偏偏所知极少，只记着他的几句“椅论”和“狗论”，还是听别人转述的，可靠性有几多，我不敢肯定，但既然说到了，加个塞写在下边，权作存疑。

“椅论”诞生于他在咸阳做官的时候。据说，一位朋友去他的办公室看他，做官自然是很忙的，也就自然不免要在办公室接见某个朋友。朋友看他，也不免看他做官的办公室。做官的办公室自然不免有烟酒，有西洋参，有的自然还有许多。也有桌子，有抽屉。抽屉里的东西只有他和抽屉知道，朋友即使不免想看，却不免不好意思要看。但只看见的，已足以让朋友赞叹了：

“这多啊……”

“噢噢。”

也不免有来汇报工作的，进门时一样地弯腰，脸上一样地带着一样的笑，以至于要让朋友相信，笑是可以和做砖瓦一样用模子做的。朋友又一次赞叹了：

“啊啊，真是的，你看……”

这一回他没“噢噢”。他笑了一下。然后，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发表了他的“椅论”。

“你以为他们是对我啊？”他说。

“不是的。”他把他刚才还坐着的椅子拉出来。

“是对着它的。”他说。

“不会吧？椅子在桌子背后的。”朋友说。

他摇着头，换了另一种笑，说：“谁坐这把椅子，他们就对谁笑。”

又说：“几年前，我也对它笑过。”

又说：“明天换个人来，他们同样那么笑。”

“噢噢。”朋友似乎听明白了。也许并不明白，因为“噢”完了，并没合上嘴，依然张着。

他拍拍朋友的肩膀，给朋友提了几条烟。

“别这么张嘴，拿去抽吧。只是，”他说，“别羡慕我这号人。”

然后，就到了西安，坐了另一把椅子。以做官论，自然是升了的。

却偏偏发表了他的“狗论”。当然也是私下发表，对另一个朋友。写成文字就是：

“做官不是人事，是狗事。对上，你是狗；对下，你和狗。”

凭他的“两论”，我完全可以猜测，他的做官，一定有过许多纠缠和事故，但我说过了，我不愿我的这一篇是小说，不能用猜测和臆想来敷衍。他这一面的纠缠和事故，在我不知的领域。符驮村的人也不知晓。他的妻子和儿子也未必知晓。没办法，只能缺失。只能是“部分”。

这就剩下“符驮村人”了。我所说的复杂正在这里。为了这篇文字，我专门回过一趟符驮村，也去西安找过他的妻子和儿子。

“不是。符驮村不认这个人。”这是符驮人的一种说法。

或者干脆说：“符驮村没这个人。”

“符驮村人不做符驮人的事，算什么符驮村人！”

他们翻腾出许多事故，以支持他们的“不认”和“没这个人”。可是——

是不认，还是没有？

是现在没有，还是从来没有？

“不认”就可以是“没有”么？

若以国家可以开除一个人的国籍比照，“不认”也就可以是“没有”。但国家有开除一个人国籍的权力，符驮村人有么？

若以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比照，符驮村人就该有这样的权力，他们不认，他也就不是符驮村人，可以是“没有”。

若以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权力而必须通过政权来比照的话，符驮村并未举行过表决，村委会也没有发表过类似的通告，他们的“不认”和“没有”是不能算数的。

何况，还有另一种说法在：

“敢说不是！他狗日的敢说不是！”

支持这种说法的依据很朴素，也很直白：

“他狗日的是符驮村的水土和五谷造出来的！”

这是说，符驮村的水土和五谷滋养了他爸他妈，然后才会有他，和狗没有关系。拉扯上狗纯属感情用事。

“他狗日的也是符驮村的水土和五谷养大的，养了他二十多年！”

这是说他的成长。

他生于符驮村，长于符驮村，二十多年后才离开符驮村，不认是可以不认的，但说“没有”，就和提到他的时候一定要拉扯上狗一样，也属于感情用事。

还有他妻子：

“符驮村？符驮村是谁？”

还有他儿子：

“别提符驮村。别提。”

但我不能感情用事。我是以人事档案中的籍贯为准的。

我一直很讨厌人事档案，也曾经和几个同事在一间地下室里整理过所在单位的人事档案，这一次的经历使我对人事档案的讨厌升级为厌恶。我厌恶里边的许多栏目，更厌恶里边的五花八门的材料，比如学习心得，比如审问一样的谈话记录，可比如的还有许多。但现在，在我要写这篇追忆文字的时候，我以为人事档案里的“籍贯”还是必需的，而且以为，一个人的籍贯是无法被开除的。

他的人事档案凡有籍贯一栏的，填写的都是奉天县符驮村。

三、一筐好话

符驮村人的感情用事，不能把他推离开符驮村，他妻子和儿子的感情用事，也不能把他拔离开符驮村，反倒从另一面坐实了他和符驮村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生与死的纠缠。这不是我的推测，我有过去知道的一些事故作证据，也有后来搜罗到的许多事故作证据。

但这样的纠缠，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就明了的。或者说，纠缠是已经纠缠上了，却彼此并不感到在纠缠。

比如他的出生。以科学的说法，那当然也是一个奇迹。别的不论，单就那多少亿个活蹦乱跳的精子，都在冲撞，都在努力，最终穿破卵子的怎么偏是这一个呢？如果是另一个，就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生命，另一个人了。这么想下去，是真要让人惊叹，也要让人骇怕的。

符驮村的人不会这么想，也不以为是什么奇迹。娶婆娘就要同房，就要做那样的事，要舒坦，也要生娃，天经地义。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件事，分阶段各挑一句，就是这样的：

“某某给婆娘弄上了。”

“肚子腆起来了。”

“快了。”

“生了。”

如此而已，和符驮村所有人的出生并不两样。

然后一天天长大。

看上去，符驮村的人像林子里的树一样，一棵一棵的，有的挨得近一些，有的离得远一些，但大致都是各长各的，各过各的日子。但大致也要打招呼或不打招呼，发生碰磕或不发生碰磕。他和来娃就碰磕过。

八岁的他和来娃提着小镢头去城壕里挖树根，挖着挖着就发生了口角。

来娃说：“你到别处挖去。”

他说：“别处没树根。”

“别处去。”

“不去。”

然后动了手脚。来娃比他壮大，压倒了他，左右连续一阵耳光，让他叫爷。

“叫爷！”

他不吭声。

又一阵耳光。

“叫爷叫爷叫爷！”来娃说。

他咬牙坚持着，不叫，也不动。

也许来娃以为他服输了，也许来娃感到累了，便松开他，提着笼子要走，或许已经走了，他突然从地上爬起来，抡起手里的小镢头，照准来娃的小腿肚砍过去。

这是来娃没想到的。来娃没觉得疼，以为挨了踢，回头看他，或许想着再一次压倒他。

但血流出来了，也终于感到疼了。来娃捂着流血的小腿肚坐下去，“哇”一声哭了。

来娃妈来了，看着来娃的腿，然后又看他。

他提着小镢头，也看着来娃妈。

“你你你……”来娃妈颤着身子，口齿有些不清。

来娃爸也来了。

他看着来娃爸，以为要挨打了。

没有。来娃爸像不认识他一样，看了他好大一会儿，然后说：

“土匪。”

来娃爸抱起嚎叫的来娃了。来娃爸扭过头，又说了一声：

“土匪！”

然后，和来娃妈一起跑着给来娃疗伤去了。

类似这样的碰磕，符驮村都记得的，也会提起，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因不同的心情和态度，说法也就不同。

比如，他带着勤务员回符驮村探亲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对他说的：

“能下手就能成事。毛主席能下手，所以坐牢了江山。”

来娃也在场，连连点头，说：

“就是就是。”

又比如：

“狗日的心太毒了！小时候就毒，下得了毒手！”

这是在他死后。他们已经愤怒了。他们想起了他们和他的许多事情。也包括和来娃的那一次。

来娃也在愤怒者之列。他满脸涨红，摸着终生没有褪去的疤痕，说：

“狗日的就是！每到下雨天我就腿疼！他个狗日的……”

但在当时，在他砍来娃小腿肚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么说，没有发现他们后来发现了的意味。来娃和来娃家也没有。在一个村子里，像这样打歪鼻子撕破耳朵的事时常会有，何况，来娃敷了几回药，好了。

再说到树上去。

有诗人写过这样的句子：

“他们像树根一样/纠缠在一起/一个人死了/就惊动全村……”

诗人写的是村庄，从树根上得到了灵感。

但人毕竟不是树。树根的延伸是有限的，纠缠也就有限。

还有，树挪了地方呢？挪出了林子呢？是可以不再纠缠的。人却不一定有树那么洒脱：

你走了是吧？你是从这儿走的！

你“狗日的是符驮村的水土养大的！”

你能走脱这种干系么？

也有可以走脱的。生在符驮村长在符驮村，然后离开符驮村，然后却不见有什么气候，走脱走不脱，在两厢都无所谓，走脱也就走脱了。事实上，这样的“符驮村人”也有不少，扳着指头数，是可以数出几十个人的。

但他是成了气候的，做了官的。

在当兵的那些年里，他就把扛长枪变成了挎短枪，带勤务员回村探亲的那一次，就已经挎了短枪，是军官了。

然后转到地方，是地方官。然后又许多年，忽儿是这样的地方官，忽儿是那样的地方官，不管是什么样的，从咸阳到西安，就证明是往高处变着的。

在符驮村，不单是“一个人死了就惊动全村”，有可能惊动的还有很多，比如过去的当兵，比如现在的上大学。按说，这完全是个人和他们家的事，但符驮村的人不会这么淡漠寡情。也是户族的事情。也是全村的事情。

所以，临走的那几天，他家里来过许多人，先是家门户族里的，然后是不是家门户族里的。女人手帕里包着几个鸡蛋，或者拿几双袜垫。男人呢？男人是不拿东西的。他们抽着烟，或者不抽烟，但都坐着，蹲着，沉思着，然后，会给他说几句话。

比如：“人是要奔大前程的，符驮村没有大前程。大前程在外边。”

比如：“听领导的话，别给咱丢脸。”

比如：“你得了光荣，也就是你爸你妈得了光荣。也就是咱家门户族得了光荣。也就是咱符驮村得了光荣。”

都是暖心的好话。都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可以装满一筐。

在符驮村的人看来，话和东西一样，是可以送人的。要不然，“你给某某带个话”，或者，“我只要他一句话”，这怎么解释？不是东西能让人带么？能给人要么？

掏心的话就更是东西了，也许还要比任何东西都要贵重。

当然，他很感动，每听一句，心里都会忽儿忽地发一阵热。

当然，他也吃了几个鸡蛋，其余的鸡蛋和袜垫留给了家人，然后，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坐着接兵的卡车走了。

当然，也背着那筐好话。（精彩未完，下周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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