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族有的奴求制国家之间的相互攻战，除争城夺地以外，其另一目的，便在乎从攻战中取得若干俘虏，这在《左传》，“获俘”“献俘”的记载，是不一而足的。他们所获得来的俘虏，有的用作家内奴隶，如“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圖(作守候奴隶)，使守舟”，便是一例。还有的，便用之从事生产，如“楚侵及”鲁之阳桥，鲁国的孟孙惧楚国的威力，便“请往赂之”，于是以木工、缝工和织工各百人赂予楚国。这可见楚侵鲁的目的是在于获得生产奴隶。

以“贱人”出身而且又站在兼爱立场的墨子，对这情形，当然看不过去，他说:“大国的国君，发动他们的爪牙，武装他们的奴隶，分作水陆两路去进攻那并无过失的弱小国。攻入人家国境以后，便尽量发挥他们的兽性，看见长好了的稻子割下来、长成的树木砍下 ，遇了城郭就破坏、沟池就填塞、祖庙便焚烧，牲畜也杀得一个不留。最不人道的，就是对被侵略国的人民，其不驯服的，杀掉;驯服的，便用绳子系着走，拉回国以后，男的，女的，有的用作家内奴隶，有的便使之从事生产。”这是何等残酷的野兽行为。

墨子之反对当时的侵略战，其主因就在此，就在于反对他们的残暴和对于奴隶的掠夺。然而当时一般侵略者，每每自饰其非，说他们之攻战，只是为了“立义名”，并非为了掠夺金、玉、土地和奴隶，从这里，墨子还指出了当时许多所谓君子如偏家者流一因囿于成见便不恤颠倒其是非黑白,这个就是:人民中因“籍敛厚”，致“衣食之财”被亏夺了的，偶尔偷窃了“王公大人”园圃中的桃李，或是“犬豕鸡豚”，或是他们栏厩中的牛马，这个，“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如果国王听见了，还要受严厉的处分。可是国王自身，“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帮闲之士且“从而誉之”，说这是“义”，是应该的。这岂不是笑话吗?从他们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因之墨子批评他们“辩义与不义之乱” 。

使被侵略国的人民沦为奴隶，固然不应该、不人道，就是侵略国的本身，人民也因进行侵略战而遭受非人的待遇。据墨子说:一则进行侵略战，一定有所死伤;其次,即使没有在战场上战死或受伤，也会因“居处之不安，食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致抱疾病而死;三则，行军若在冬天，要受寒;夏天，要受暑;春天呢，又要妨碍“耕稼树艺”;秋天呢，又要废弃收获。并且男女人久不会面， 生活不正常，总之是不好。

所以发动侵略，在墨子看来，不论侵略的和被侵略的国家，遭受不利的，都是贫苦的人民;而墨子又是一切要“中万民之利”的，侵略战既“不中万民之利”，因之他十分的反对当时的这种残暴劫掠的侵略战行为。时过几千年，那时候的墨子有如此的远见和博大胸怀，而现在的我们呢？你们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