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中

西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春夏之交，汉昭帝驾崩，因无子嗣，19岁的昌邑王刘贺应诏赴京典丧，准备接替帝位。从昌邑国到长安城，几乎纵贯国土的东方和西方，直线距离达到汉代的1600里，穿越了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道路最顺畅、历史文化积淀最厚重的中原地区。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依据《汉书•武五子传》中记载的若干地点，循着刘贺曾经走过的道路，探寻当年沿途的山水风光，领略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对于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刘贺的性格特点，很有意义。

一、出发地——昌邑国

刘贺是在昌邑国的王宫里接到朝廷发出的玺书的，第二天中午便踏上赴京的征途，因此，昌邑国便是刘贺一行的出发地。

昌邑国位于如今山东省的西南部，汉初时属于山阳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汉武帝立刘髆（bó,音搏）为昌邑王，所封之地山阳郡随之改为昌邑国，直到元平元年第二代昌邑王刘贺被废,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昌邑国除，又恢复为山阳郡。这样算起来，昌邑国的地名只存在了24年左右。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诸侯制，实行郡县制，全国划分为四十八郡。到西汉时，既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在部分地域恢复了分封诸侯制：一部分郡县直属朝廷，另一部分属于诸侯王国，形成了郡—国并行的格局。当时，全国共有郡、国最多时达到103个。为了便于管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部刺史，除近畿七郡外，把近百个郡、国划分为13部，每部设一刺史，进行监察管理。山阳郡即后来的昌邑国，就属于兖（yǎn,音衍）州刺史部。

汉武帝为什么要把刘髆分封到山阳郡当昌邑王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说，“山阳郡，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县二十三。”又说“河（指黄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薮曰泰壄，其川曰河、泲（指济水），浸曰盧、潍；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指马、牛、羊、豖、犬、鸡），谷宜四种（指黍、稷、稻、麦）。”由于昌邑国处在一个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桑麻遍野、五谷丰登的地区，因此就成了当时的经济都会，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北方的牛马牲畜，南方的丝茶竹器，东方的鱼盐海产，西方的皮革毛料，都在昌邑国交易。此外，昌邑国盛产漆器，还有冶铁业和专门管理冶铁的铁官，是全国49处从事铁器生产的官办工业之一。据《汉书》记载，当时在昌邑从事冶铁生产的工役就有280人之多。其实，昌邑国及周边并没有铁矿，冶铁的原料都是从其他地区转运而来，这更加说明昌邑国交通发达，交易活跃。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标有“昌邑”字样的大量漆器、青铜器、竹木器，以及玉器、铁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二，这里是儒家文化和文明礼仪之乡。汉武帝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文明礼仪作为治国方略。昌邑国位于齐鲁大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汉书•地理志》说这里“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蓄）藏。”汉武帝有6个儿子，除了太子刘据、少子刘弗陵外，二子、三子、四子同时册封，即刘闳封为齐王，刘旦封为燕王，刘胥封为广陵王。可惜齐王刘闳很快就去世了，而对一直觊觎着皇帝位置的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汉武帝又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封第五子刘髆为昌邑王，目的就是让他在孔孟之乡深入学习儒学文化，以后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治国理政。随同刘贺赴长安的郞中令龚遂、中尉王吉、老师王式，都是当地最著名的大儒，其中王吉还是研究《齐论语》的领衔大师。

其三，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昌邑及附近藏龙卧虎，孕育出许多旷世枭雄。秦末农民战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距昌邑只有五六百里。当时，刘邦在沛县、彭越在巨野、秦嘉在东海纷纷响应，都距昌邑不远（图1）。其实，项羽的故乡临淮下相，也离昌邑不远。特别是刘邦与项羽联合作战的第一仗，就是攻打昌邑境内的胡陵、方与。后来“楚汉之争”时，刘、项两军又多次在这里交战（图2）。汉景帝三年发生的“七国之乱”，平叛之战也是发生在这里。据说，汉高祖刘邦分封诸侯时有一条重要原则，就从军事上考虑“地犬牙相制，所谓磐石之宗也”，从而使“天下服其强”。（见《汉书•文帝纪》）也就是说，让郡县与诸侯国的地盘犬牙交错，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图1

图2

需要指出的是，同属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就在昌邑国的北面。泰山不仅是历史上的名山，而且是历代帝王仰天功之巍巍而封禅祭祀的地方，是受命于天、定鼎中原的象征。从昌邑到泰山直线距离仅300余里。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三月，汉武帝“还幸泰山，修封”。（见《汉书•武帝纪》）昌邑王刘髆带着儿子刘贺陪同登山，参加盛大的封禅大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汉武帝曾经前后六次到泰山封禅，这是他最后一次登临泰山。在这次封禅大典上，刘贺不仅见到了已经古稀之年的祖父汉武帝，还认识了后来决定他命运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这是他与朝廷的最早接触。

二、第一站——定陶

《汉书•武五子传》记载了昌邑王刘贺接到玺书后，立即出发，很快到达第一站——定陶的过程：“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郞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郞谒者五十余人。”

定陶位于昌邑古城的正西，是济阴郡所属的重镇，与昌邑国同属兖州刺史部。刘贺的车队到定陶，必须过荷泽，跨泗水。泗水古时也叫荷水，上游通泲水，下游通泗水，最后汇入淮河，流入黄海。因此，这里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

定陶古称陶，又名陶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渔猎耕种，繁衍生息。自春秋至西汉800多年间，一直是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全国性经济都会，享有"天下之中"的美誉。

这里有三个时间概念必须弄清：其一，“夜漏未尽一刻”。有人认为是午夜，说刘贺三更半夜接到玺书。其实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黄昏后。因为古代计时用的刻漏分为日漏和夜漏两种，白天用日漏计时，夜间用夜漏计时。由于春夏秋冬昼夜时长不等，因此日漏与夜漏的计时长度也不同。“夜漏未尽一刻”，是指这一天使用夜漏计时还不到一刻的时候。古代一天100刻，一刻为现今的14.4分钟。这时，太阳早已落下，天色黑暗下来，需要“以火发书”。其二，“日中”。汉代实行十二时辰制，分别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其中的日中也就是后来的午时，相当于现在的11～13时。其三，“晡时”。也就是后来的申时，相当于现在的15～17时。从日中到晡时是两个时辰，相当于4个小时左右。

还有一个数字概念也必须弄清，即“行百三十五里”。《汉书•食货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 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据此，汉代的一里应为300步，1800尺。以一尺23.1厘米计算，一里应为415.8米。如此算起来，两个时辰“行百三十五里”，合现在的56.1公里，即112.2里，折算每小时大约奔跑28里左右。刘贺所乘车辆的行进速度，甚至超过了马匹的驰骋速度，以至于“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

从急于上路的时间上看，年轻的刘贺处事不够稳重，遇到大事显得过于急燥、草率，缺乏细致周到的谋划。这与他后来当27天皇帝时，派遣的“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的性格特征是一致的。

刘贺一行赴京城长安，出发时一共带去多少人呢？在定陶由于“马死相望于道”，经龚遂劝谏，刘贺在第一站就遣回了50余人。后来刘贺当皇帝被废黜时，大将军霍光以“陷王于恶”为名，诛杀昌邑侍从200余人。因此刘贺一行出发时的队伍大约在250人以上，可谓车辚辚，马萧萧，浩浩荡荡。这就预示着刘贺进京以后，打算使用昌邑国自己的人管理朝政，完全抛开前朝老臣。这种不顾大局的用人之道，犯了封建官场的大忌。值得一提的是，刘贺的部下中尉王吉在启程前曾经“奏书戒王”，让他“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而对大将军霍光“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对于这样有见地的劝戒，刘贺根本听不进去，充分暴露了他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性格缺陷。

三、第二站——济阳

刘贺一行抵达的第二站便是济阳。济阳位于定陶向西偏南，直线距离116里，不到一天的行程。

西汉时济阳属于陈留郡，也归兖州刺史部管辖。汉武帝刘彻曾在这里建有行宫，称“济阳宫”。济阳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北部，自然条件远不如昌邑和定陶。

在如今的河南、山东境内，有许多地名都带有“济”字，如济宁、济南、济阴、济阳、济州、济源、临济等。原来，这些地方当初都在济水河畔。古代中国有“四渎（dú，音独）”之说，“雄不过五岳，美不过四渎”。渎，本意是指具有独立源头并且流向大海的河流。四渎是指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它们都是孕育着中华文明的重要河流。唐代把大江称为南渎，大河称为西渎，大淮称为东渎，大济称为北渎。与江、河、淮不同，济水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十分神奇的河流，《禹贡》中有这样的记载：“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就是说，发源于河南济源王屋山上太乙池的济水（图3），先以地下河的形式向东潜流七十余里，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形成珠（济渎）、龙（龙潭）两条河流向东，不出济源境内便交汇成一条河，称为沇水。至温县西北后，第二次潜流地下，穿越黄河而不浑，在荥阳再次神奇浮出地面。济水流经原阳时，南济第三次伏行至定陶，与北济汇合形成巨野泽（也叫大野泽），然后向东北汇聚汶水，流入大海。济水三隐三现，穿越黄河，百折入海，神秘莫测。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黄河下游多次改道南浸，占据了济水的主要河道。因此，曾经显赫一时的济水，变成了黄河入海的支流，其整体面貌在地图上永远消失了。

图3

刘贺一行在济阳的表现，《汉书•武五子传》的记载只有九个字：“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长鸣鸡是一种打鸣声音很长的公鸡。很可能是因为刘贺出发太急，忘了让侍从多带几只报晓的公鸡。正巧，听说济阳有一种长鸣鸡，便让侍从去求购。古人作过考证：“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相当于六七分钟），终日啼号不绝。蛮其贵之，一鸡直（值）银一两。”

积竹杖，古人解释为：“合竹作杖也。”这种杖的作用很多，可以作为拐杖，也可以作为使节杖，还可以作为兵杖、仪仗等等。使用天然的细竹作杖，强度有限，容易折断。特别是做兵杖时，无论是枪、戟，还是矛、钺，都需要竹杖有较高的强度。因此，出现了使用多根竹子捆绑而成的竹杖，既坚硬又柔韧，称为积竹仗。刘贺在道路上购买积竹杖，很可能就是为了图个新奇，当然，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可能是为了将来改进汉代的武备。

不可否认，无论是求购长鸣鸡，还是道买积竹仗，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且玩乐的成分多一些。作为即将当皇帝的刘贺，没有必要在赴京的路途上亲自去办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刘贺的志趣还停留在当一个快活自由的诸侯王，根本没有做好当皇帝、办大事的心理准备。

需要一提的是，济阳的西北在历史上曾经是一片黄河泛滥区。《史记•河渠书》记载：“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即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黄河在距济阳西120余里的酸枣大决口，一下子就冲毁了远在80余里外的白马县的金隄，也叫千里隄。最后汉文帝动用了驻守在东郡的士兵才堵住决口。《史记•河渠书》还记载：“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hú，音葫）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129年）黄河在距济阳150余里的瓠子决口，大量洪水注入巨野泽，夺淮水、泗水河道入海。对于这场特大洪灾，汉武帝亲自派人组织抢救了一阵子，但决口仍然无法堵住。“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从此，这一带便成为荒凉的黄河泛滥区。刘贺被废黜后，汉宣帝刘询曾经派山阳郡太守张敞监视刘贺，张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指刘贺）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这就说明靠近黄河泛滥区的济阳，实在荒凉，以致大型的猛禽类动物活动猖獗。

为什么刘贺一行必须经过济阳呢？这是因为济阳所在的陈留郡，西南紧靠河南郡。而陈留郡西部的浚仪与济阳相距116里，也是不到一天的行程。浚仪就是现今的开封，这里正好是驰道与郡道交界的地方（图4）。也就是说，刘贺一行从昌邑出发到浚仪，走的是兖州境内的郡道；而到浚仪以后一直向西抵达长安，走的是国家的驰道。按照现在的说法，浚仪是国道与省道的交汇点。

图4

西汉时期的驰道，还是秦始皇时代修建的高等级道路。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第二年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汉书•贾山传》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可见，秦驰道已经连通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汉代正是在秦代驰道的基础上，整修为6条主要干线。刘贺一行走的是东路干线，即从京城长安一路向东，途经函谷关，穿过雒阳，在济阳的浚仪转向东北，过济阴最后到达临淄。

那么，这条驰道的形制是什么样呢？《汉书•贾山传》又说：“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稳）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託足焉。”就是说，驰道的宽度有五十步，每隔三丈必须种一棵树，驰道两边用泥土厚厚地筑起来，再用金椎夯实。如此美丽的道路，使后人不会误入歧途。这真是一条古代横贯中华大地的高速公路！有人曾经对秦驰道的宽度提出质疑，不相信古代的道路竟然达到那么宽。按照记载，驰道的宽度是五十步即300尺，相当于现在的69.3米。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咸阳窑店镇以及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等地陆续发现的秦代古道，路面宽度均在50至60米，足以证明史书上的记载是准确的。这样，刘贺一行从浚仪驶上驰道，路况好，驿站齐，速度快，大大缩短了前行的时间。

四、必经地——雒阳

刘贺的车队经过雒阳，虽然在史书上没有留下特殊的记载，但雒阳无疑是必经之地。从济阳到雒阳直线距离大约420里，为两天左右的行程。

为什么说刘贺赴长安必经雒阳呢？这是因为：

第一，雒阳是我国最早的南北交通要道。雒阳，又称豫州，今称洛阳。它位于黄河中游，因地处雒河之北而得名。雒阳境内河渠密布，分属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水上交通发达。西周初期，中原地区开始兴建全国最早的公路网，雒阳是中心点，驰道驿路，其直如矢，无远不达，仅雒阳城内就有驿站36亭。据说秦始皇修建纵贯东西的驰道时，利用的就是当初各国已经建好的道路，然后在统一的标准下连接起来。直到汉代，雒阳仍然是全国交通网的中心。因此，刘贺一行走东西驰道，必然要经过雒阳。

第二，雒阳是汉代的政治副中心。西汉时雒阳是仅次于长安的重要城市，属于河南郡，它与长安城一样，均归司隶部管辖，即雒阳直属朝廷管辖。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春，已经称帝的刘邦来到雒阳的南宫置酒宴宾，发出胜利后的感慨：“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餽，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见《史记•高祖本记》）刘邦本想仿效东周，定都雒阳。因为周平王以下共23代王，历时515年，皆以雒阳为首都。而且刘邦手下人的家乡多在关东，他们不愿意到较远的关中地区。但娄敬、张良进谏，说刘邦取得天下的方式与周朝完全不同，且雒阳在军事上也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因此不如定都长安。于是，刘邦毅然离开雒阳，西都长安。尽管如此，雒阳仍然是汉代的政治副中心，被称为东都，西汉的历任皇帝经常到这里巡幸、办公、休养。到光武帝刘秀时，正式把国都从西都长安迁到东都雒阳，从此历史进入了东汉时期。

第三，雒阳是经济上的富庶之地。当时雒阳人口众多，有“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如果以一户6口计算，全城达到31.7万人，属于当时的特大城市。《汉书•地理志》说这里“其利林、漆、丝、枲（xǐ,音洗，指麻）；……畜宜六擾（指马、牛、羊、豖、犬、鸡），其谷宜五种（指黍、稷、菽、稻、麦）。”农业、工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很繁荣，朝廷在这里设有工官和铁官。而同时设工官和铁官的城市全国仅有二三处。由于水陆交通的便利，作为“天下冲厄”的雒阳，是重要的粮仓和武器库。特别是东南一带盛产的粮食，都要通过狼汤渠和汴渠运至雒阳，大量屯积在荥阳的敖仓。楚汉战争时，刘邦“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献策：“夫敖仓，天下传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刘邦听取了郦食其的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第四，雒阳有厚重的历史文化。雒阳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等神话，多传于此。武王伐纣时，八百诸侯会孟津；周公辅政时，迁九鼎于洛邑。雒阳自古人杰地灵，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就在雒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为中国第一古刹，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在这里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著名科学家张衡在这里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东汉时期以雒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可以直驰地中海东岸，明驼宛马，络绎不绝。

雒阳正好位于从昌邑国到长安城的中间点。经过长途跋涉，刘贺一行有可能从这里暂时离开驰道驿站，在雒阳城内的南宫作简单休整后，再回到驰道向长安进发。可惜历史上没有留下确切的文字记载。

五、第三站——弘农

弘农，历史上称为函谷关，位于关中地区的东面，它与南面的武关、西面的散关、北面的萧关，共同构成了秦代著名的四关，也叫“四塞”。四关之内的汉中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之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约占十分之三，财富则占三分之二，故有天府之称。尤其是函谷关，为秦王朝最重要的关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据说秦始皇横扫六国，都是从函谷关出兵一路向东。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在这里设立弘农郡，隶属于司隶部管辖，其具体位置就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东北。《汉书•地理志》记载，“弘农郡，户十一万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四，县十一。”

函谷关地处长安、雒阳之间的黄河南岸，一直是历代军事政治要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这里的关，是指函谷关；关令，是指函谷关令。原来，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与函谷关有密切关系：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官（管理图书典籍的官员），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周朝发生了“王子朝奔楚事件”，即王子朝因王位之争失败后，携周王室图书典籍投奔楚国。因此老子辞官离去，走到函谷关时，遇到镇守函谷关的关令尹喜。尹喜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历法，官至周朝大夫，也是辞去京官，转任函谷关令。尹喜强烈请求老子归隐之前为后世留下其思想成就，于是老子应邀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此为《道德经》。

刘贺车队到弘农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大奴，是指刘贺家中高大壮实的奴仆，名字叫善。衣车，属于辎重车，比安车、轺车要宽大些。这里的关键是一个“使”字，即刘贺指使大奴善这样做。在废黜刘贺的奏牍上写道：“使从官（指大奴善）略（掠）女子，内所居传舍”。（见《汉书•武五子传》）传舍，又叫馆舍、亭，是国家在驿站设置的公务接待宾馆。原本只是在衣车上载有女子，最后变成了在道路上掠夺女子，并且还让她住在传舍中。尽管其中有一些夸大的成份，但也说明刘贺生活中有不够检点的地方，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容易被朝廷中的政敌抓住把柄。

从定陶、济阳、雒阳到弘农，这一带总体上人口性别比例为“二男三女”，也就是说，男少女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汉武帝时代与匈奴连年的战争，大批男子都奔赴前线去当兵打仗了。仅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汉武帝就命令卫青、霍去病率10万精锐骑兵，攻打匈奴（图5）。还配属数十万负责辎重和军需补给的步兵，又从民间征集了14万匹战马。当时全国人口还不到6000万。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汉军损失惨重，士卒死亡数以万计，马死十余万匹。这样就造成了中原地区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多出的女子大都被贵族、官僚、商贾家庭收养，他们往往一夫多妻，甚至还有不少女奴仆、女艺伎。据史书记载，刘贺先后有妻子16人，当平民时家里还有10名歌舞者。因此，刘贺“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的事情，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皇族身上并不奇怪。

图5

当然，这件事情在抵达长安之前已经得到迅速的处理。《汉书•武五子传》记载：“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指龚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jiān,意为洗刷）洒大王。’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

这里的湖，是指湖县，又称鼎湖，传说黄帝在此铸鼎并升仙。湖县位于弘农郡以西直线距离约50里，同在黄河南岸，隶属于京兆尹。从弘农到湖县只需要一两个时辰，也可以算作一站。汉代的京兆尹，与左冯翊（yì,音溢）、右扶风并称京畿三辅，亦称三秦。唐代王勃诗句“城阙辅三秦”，指的就是这里。而三者相比，京兆尹更重要，因为管辖长安城。随行的郞中令龚遂在这里听说“使大奴善衣车载女子”后，以“何爱一善以毁行义”为名，将大奴善交卫士长及时处置了，维护了刘贺的声誉。

六、最后一站——霸上

如果说刘贺车队行进的目的地是长安城，那么，位于京城东面的霸上就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图6）。

图6

从湖县到霸上直线距离320余里，大约一至两天的行程。而从霸上到长安只剩下10余里，乘车仅需一个时辰。霸上因靠近灞水而得名，因此也称为“灞上”。历史上的霸上，是咸阳和长安的东大门，对京城具有屏蔽拱卫的作用，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属于司隶部京兆尹管辖。

由于霸上是关中腹地东通燕齐、南尽吴楚地区的交通枢纽，因此西汉时一直有重兵把守。据文献记载，公元前207年刘邦破武关、绕峣关、逾蒉山，攻入关中，先诸侯至霸上；后入咸阳，再还军霸上。汉初，刘邦率兵讨伐鲸布时，令太子监关中兵驻守霸上。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曾派重兵在长安外围驻防以备胡，其中周亚夫屯兵细柳，徐厲驻棘门，刘礼居霸上。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也是兵发霸上去平叛的。2002年，在段家村西北的灞河东岸河床上，发现汉代的水上建筑遗存，除木构件之外，还出土有汉代砖瓦、陶井圈、陶片、汉五铢钱、铜箭头、铁器等文物，在粗绳纹砖上戳印有“亭”字的陶文。这说明作为战略要地的霸上曾经有大量的军队驻守。

《汉书•武五子传》记载：“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騶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郞中令遂参乘。”

首先，前出霸上郊迎刘贺一行的是大鸿胪韦贤。大鸿胪又称典客，位列九卿，秩千石，主管国家接待贵宾的事务，贵宾包括诸侯、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政要。由于大鸿胪韦贤离不开京城，因此到昌邑国去迎接刘贺的是“行使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少府也是九卿之一，与大鸿胪同级，说明刘贺进京的路上是由乐成代行韦贤的职责。现在刘贺抵达霸上，大鸿胪韦贤亲自出马带领诸位官员赴霸上郊迎。

其次，在霸上刘贺换乘舆车。皇帝所乘之车，名为乘舆，亦称路。《续汉书•舆服志》说：“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释名•释车》说：“天子所乘曰路。”《史记•吕太后本纪》：“滕公迺召乘舆车载少帝出。”这就说明，刘贺在进京路上一直是坐着高官享有的七乘传车，到了霸上才换为皇帝专用的乘舆车。这种乘舆车的材质和装饰极其华丽，由六匹马驾驭。《续汉书•舆服志》形容它“轮皆朱斑重牙，贰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绮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筩，鸾雀立衔，櫨文画辀，羽盖华蚤。”皇帝享有的这种乘舆车，还配备副车，也叫属车。史书记载“天子属车三十六乘。”刘贺被废黜后，就是在霍光的监督下，“起就乘副舆车”出宫回到昌邑邸的。

再次，刘贺换乘前来“騶奉”的乘舆车后，按照汉代的制度规定，应该由太仆杜延年驾驭，大鸿胪韦贤参乘。太仆为九卿之一，专门负责皇帝出行的车队，并且亲自为皇帝驾车。参乘，亦称陪乘，是指陪同帝王乘坐在舆车上的护卫人员，参乘一般坐在驭手的右边。但刘贺却让从昌邑国带来的仆人寿成当驭手，让昌邑国的中郞令龚遂当参乘。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刘贺进京时比较谨慎，不敢完全按照皇帝享有的最高规格行事；但另一方面，从刘贺处事高调的性格判断，也可以说他太任性了，只相信从昌邑国带来的官员包括侍从，而朝廷派来的官员却一概不用，这就为以后遭到废黜埋下了祸根。

总之，这次昌邑王刘贺应诏进京，在西汉历史上创造了三个“最高规格”：一是由朝廷专门发出加封的玺书，请刘贺进京主持葬礼。这是汉代信函中的最高规格。二是派遣行使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郞将利汉专程迎接刘贺，而大鸿胪、宗正、光禄大夫和中郞将都属于九卿。派遣九卿中的四卿前往千里之外迎接昌邑王，创下了汉代迎宾礼仪中的最高规格。三是乘七乘传诣长安邸。汉代乘坐传车驿马是有相应等级规定的。汉文帝刘恒进京继位时，享受的是“乘六乘传”。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也是“乘六乘传”。因此，刘贺享受的这个“乘七乘传”，创下了汉代交通方式的最高规格。

然而，对于刘贺来说，在赴京路上他那急燥、任性、草率以及自以为是、不计后果的性格特点，充分展现出来。性格往往决定着命运。刘贺的赴京之路最后成为一条充满风险而又前途莫测的道路，成为一条去时春风得意而归时惊魂落魄的道路，成为一条浓缩着人生荣华富贵与世态炎凉的道路。这条道路与刘贺充满传奇的一生，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幽深处。

2018年6月7日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中国史稿地图集（郭沫若）》、《中国历代官制》、《秦汉交通史稿（王子今）》、《考古2016•7》；《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图片来源：《五色炫曜》、《惊世大发现》展览、首都博物馆网站。